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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有文言和白话两大系统,二者和史传文学都有很紧密的关系。最早用“小说家”这个名词去收录古代书籍的《汉书艺文志》是把它视作为子部的,称为《诸子略》,但所收书籍的性质,照鲁迅的说法,则介乎子部、史部之间,即《史略》所谓的“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其后史家及目录学家将小说家的范围不断扩大,把很多原属史部的作品转入小说家,也有一些原属小说的作品归到史部去,例如同样是杂史杂传的东西,《燕丹子》多入“小说”类,而《吴越春秋》则入于“史部”。此外,文言笔记小说的创作,有一些在内容上也标榜是正史所不载,由作者加以整理收集,如葛洪的《西京杂记》和殷芸的《小说》等,所以文言系统的小说和史书关系千丝万缕,是很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白话系统的小说,或者是接近现代意义的传奇小说和史传文学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趋势,是如何由纪实的史传著作,逐渐过渡到以虚构为基础的小说创作,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文体的发展,也看到史传对小说创作的巨大影响力。
首先,史传和小说的共通点是叙事。当然二者发展到后来的性质有不同,历史讲求真实,而小说则容许而且必须虚构。董乃斌的《中国小说的文体独立》一书中认为文学和“事”的关系有“含事、咏事、述事和演事”四个阶段,大概历史只是述事,小说戏剧则可以称之为“演事”。
第二,中国历史著作中的主体“正史”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两大系统,史书的这种结构,对后来的小说创作有很多影响。尤其是史书主流的纪传体,它以人物为中心的写法,对后来小说至少有两点影响,一是合乎现代小说以写人为主,小说必须创作出令人难忘人物形象的要求,例如唐传奇很多便类似个人的传记。二是在结构上,很多长篇小说的总体结构是一个个人物的遭遇的联结,人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似乎是分别给人物写传一样,最有代表性的是《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等。这种结构方式,有自由灵活的优点,也有松散零碎的缺点。
第三,是史传的叙事方式,多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观点的方法,这一点也为中国古典小说所继承。所谓全知的观点,简单说就是作者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对于人物内心和绝不可能为外人所知的隐秘,他可能—一告诉读者。著名的例子是《左传》宣公二年鉏麑不忍下手刺杀忠臣赵盾,回来后自杀前的一段心理活动,这种自言自语或心理描写,从写历史的角度看当然是不必要的,但它却有“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惴以摩,庶几入情合理”(钱锺书《管锥编》语)的好处,而这种写法,正是后世小说戏剧所仿效的地方。
第四,是写作精神方面,中国历史上的几部巨著对后世小说有极大的影响。例如《春秋》的微言大义,意思就是把自己观点隐藏起来,让事实自己来说话,对事件和人物的褒贬由读者自己去体会。中国古典小说中当然不乏有作者跑出台前,向读者指指点点,对事件人物直接评论的地方,但好的作品,作者隐退在情节背后,让小说中的人物的言行来启示读者。《红楼梦》主题的论争,读者对小说中人物的爱憎不同,可以说,都是得力于这种隐藏个人观点的手法结果。又如《史记》的创作,司马迁一再表示自己是“发愤”著书,自己是“心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写出这种巨著的,后来的金圣叹把《水浒》这些小说也看作是发愤之下的创作,可见《史记》对后世文学家在精神上的感召力量有多大!
明清两朝小说评论家最爱把小说和历史著作比附,金圣叹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毛宗岗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张竹坡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而戚蓼生评《红楼梦》的写法,认为:“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可见史传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深远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白话系统的小说,或者是接近现代意义的传奇小说和史传文学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趋势,是如何由纪实的史传著作,逐渐过渡到以虚构为基础的小说创作,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文体的发展,也看到史传对小说创作的巨大影响力。
首先,史传和小说的共通点是叙事。当然二者发展到后来的性质有不同,历史讲求真实,而小说则容许而且必须虚构。董乃斌的《中国小说的文体独立》一书中认为文学和“事”的关系有“含事、咏事、述事和演事”四个阶段,大概历史只是述事,小说戏剧则可以称之为“演事”。
第二,中国历史著作中的主体“正史”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两大系统,史书的这种结构,对后来的小说创作有很多影响。尤其是史书主流的纪传体,它以人物为中心的写法,对后来小说至少有两点影响,一是合乎现代小说以写人为主,小说必须创作出令人难忘人物形象的要求,例如唐传奇很多便类似个人的传记。二是在结构上,很多长篇小说的总体结构是一个个人物的遭遇的联结,人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似乎是分别给人物写传一样,最有代表性的是《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等。这种结构方式,有自由灵活的优点,也有松散零碎的缺点。
第三,是史传的叙事方式,多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观点的方法,这一点也为中国古典小说所继承。所谓全知的观点,简单说就是作者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对于人物内心和绝不可能为外人所知的隐秘,他可能—一告诉读者。著名的例子是《左传》宣公二年鉏麑不忍下手刺杀忠臣赵盾,回来后自杀前的一段心理活动,这种自言自语或心理描写,从写历史的角度看当然是不必要的,但它却有“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惴以摩,庶几入情合理”(钱锺书《管锥编》语)的好处,而这种写法,正是后世小说戏剧所仿效的地方。
第四,是写作精神方面,中国历史上的几部巨著对后世小说有极大的影响。例如《春秋》的微言大义,意思就是把自己观点隐藏起来,让事实自己来说话,对事件和人物的褒贬由读者自己去体会。中国古典小说中当然不乏有作者跑出台前,向读者指指点点,对事件人物直接评论的地方,但好的作品,作者隐退在情节背后,让小说中的人物的言行来启示读者。《红楼梦》主题的论争,读者对小说中人物的爱憎不同,可以说,都是得力于这种隐藏个人观点的手法结果。又如《史记》的创作,司马迁一再表示自己是“发愤”著书,自己是“心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写出这种巨著的,后来的金圣叹把《水浒》这些小说也看作是发愤之下的创作,可见《史记》对后世文学家在精神上的感召力量有多大!
明清两朝小说评论家最爱把小说和历史著作比附,金圣叹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毛宗岗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张竹坡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而戚蓼生评《红楼梦》的写法,认为:“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可见史传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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