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高考作文《习惯》

有一年的高考作文，以“习惯”为话题，一篇作文写的是乡村安电灯的事，结尾有一个小孩在褥子下发现十元钱，好像写的很好，但给了很低的分，请帮忙找一下原文，不胜感激。
高考作文不会有这么长
还有一点，每次安完灯这家人都要请安灯的人吃饭，吃晚饭再给安灯工人钱，而结尾处安灯的这家人忘了给钱

Answer 1

“麦收八、十、三场雨”。那年春季，老天也真对得起平原人，该下雨的时候准下雨，那才真叫风调雨顺呢。平原上的麦子们因此也长得特别旺盛。初夏的风从南方吹来，齐腰深的麦杆顶着一穗穗沉甸甸的粮食在平原上晃来荡去，形成波涛起伏的绿的黄的泡沫样的海。它们在风中互相撞击时发出的沙沙声，就像小雨打在干旱的土地上，让人听起来心情特别的舒畅。

我喜欢这种麦穗组成的动态土地（或者叫它们麦海）的样子。这不仅是这时它给平原上的动物们带来可食的东西，让“青黄不接”的危机感从农人意识中清理出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心灵深处，这大片大片的绿色能抚慰枯燥的精神。

这样的时候，漫步其中，会产生一种叫做“浪漫”的思想，在平原上如果把这种浪漫的思想付诸实施，就被人单纯地称为“浪”。

“浪”，就是淫荡的意思。我想，它可能是在“饱暖思淫欲”的传统思想中派生出来的。麦子的丰收就在眼前，有七情六欲的动物产生这种想法是极其自然、顺理成间的事情。春天来到一个生命界定的领域，大自然也将人类的情欲之海掀动起来。

平原上依旧传递着那些可称为“桃色”或近乎于桃色边缘而又游离于这个主题的种种佚事。人们的一只眼睛关注着平原上既将到手的丰收，另一只眼睛紧盯着张家长李家短的零碎语言，在操作农具的间隙，将它们组合成有章有据的情节，以便在麦子收割时松散因疲劳而带来的困乏情绪。

梅依旧天天和大兴骑着车子穿梭于各大集镇之间。会与会的间隔里或者阴天下雨时也会看到她在自家麦地里转一转，她也掐几把麦子当场揉了吃或者带回家烧了给彩云吃。除了脸比以前晒得黑一点，也看不出梅有什么变化。

但这一点我却看到了。她的胸，说透了就是她的乳房－－彩云赖以生存的粮仓和大兴哥的宝贝，被那个牙齿焦黄的税务所副所长沾污了。我不止一次看见梅从那个男人屋里出来，每次脸红红得都像要下蛋的鸡，看见她的胸比以往都大。

听别人说只有被男人揉搓过的乳才会这样。

从那以后，我就不太爱搭理梅了。尽管她曾在我的心中是那样美好－－我曾不止一次地幻想长大后要娶梅这样的女子做老婆。我的这种幻梦被梅击碎了。她那鼓鼓的乳房不时在我的梦中出现，昔日我曾羡慕的东西，如今是耻辱的象征。我无法摆脱这种由潜意识或者说第六感觉带来的东西，我只觉得我天真、充满美好的心灵被梅深深地伤害了，碎成一堆无法修补的玻璃。

我痛恨梅，痛恨那个穿制服的狼心狗肺的副所长。我想他肯定是利用他的职权来欺侮梅的。如果真是那样，梅还是一个受害者。这种连锁反应，以至于让我很多年后一直对政府官员都抱有极大成见。这一切梅却一点儿也不知道。她以为她所做的一切都极秘密，都没有人知道。她依旧像以往那样见面和我亲亲热热的打招呼，跟村里所有的人亲亲热热地打招呼。

我却不想理她。我在心里暗骂她是个不要脸的“败业门子”。也只有我才知道她已经是一个“败业门子”了。

但我后来还是跟她说了话，像以往一样，她认为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就让她认为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什么都没有发现过。

不知道多好，不知道就代表一切都没发生，不知道就可以保存住那种美好。那时，我知道人都有人格和行为的两面性，那时的我也学会了戴着面具应付一切。

就像麦子的风调雨顺一样，那个春天村里信“主”的人也突然增多起来，那些当初和扁担大娘一起信“主”的，已是信“主”的元老级人物。一个叫运来大娘的老婆还当起了村里的“主头”，在她家里办起了小教堂。她准备了许多小板凳，还有一盏能装许多柴油的大油灯。一到晚上，那些人都聚集在那里，听她拿着《圣经》装模作样地讲来讲去（其实她连一个字都不认识，拿着书也只是做个样子。讲的内容是她从别处听到的）。

她用一个个通俗的东方故事，诠释着这西方经典的教义。用身边一个个所谓的“事实”，证明着信“主”的奇妙好处。当时，在平原上流传着一些不着边际神话样的“实事”：某村的某人患小儿麻痹后遗症，瘫了三十多年。听人说信“主”能治病，就让家人用架子车拉着到大李楼的教堂去听了几次讲经，没听几回腿就能动弹了，不到半年，就从床上站了起来。某村某姓的儿子是个先天性的哑巴，父母为治好他的病四处求医也不济事。在别人的介绍下，他的母亲信了“主”。天天给他求“主”，终于那人开口说话叫起妈来……

故事不知是真的是假，一个比一个离奇，一个比一个更像神话，一个比一个让人感觉真实可信。说起这样的事儿时，他们总是说的有名有姓，让人感觉十分可信。在这样的故事的诱引下，信“主”的队伍像流行传染病一样，在平原上迅速蔓延，由开始单一的老人向中年、少年逼近，由单一的个人行为向家庭、家族过渡。有的一家人老老小小都信“主”。

最反对这些的是那些身强体壮和有一定文化的男人。他们自己没有得过病或者从不信“主”能给他们治病。因为女人信“主”，田里干活少了帮手，他们不得不一个人在太阳下受罪，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汗水。这打破了几千年俗定的生存状态，打破了这种男女之间的平衡。他们的心里很不平衡。因为这个，一些人开始和老人、老婆吵架，有的甚至动手打老婆。平原是靠男人维持日子的。平原上的男人大都不怕老婆。于是平原上多了一些“战争”。怕男人打的或者挨了揍就抹眼泪的女人们，都乖乖回到田间了。但个别“妻管严”、“床头跪”的男人依旧独自在田里劳作，一滴汗珠摔八瓣。每说及此事，只好骂那个无用的“主”，偷偷地打个唉声。

这种态势经历一段时间后，思想和行为在征服和被征服的后面，确定了这种行为在家庭里的合法性和主导性。于是平原恢复了昔日地平静，信“主”的照样天天跑来跑去信“主”，干活儿的照样天天扛着农具下地干活儿。

母亲也是在这个时候信上耶和华的。她信“主”的原因简单极了。有天晚上我妹妹发高烧。妹妹睡着后，几个常在我家玩的信“主”的老太太就给她求了主。她们说，求“主”是很灵的，求求“主”，小妹的病就好了。她们都跪倒在我家的地上，母亲也跟她们一起跪了。她们善意的语言在嘴里进行得很快，我没有听懂她们说什么，她们说话时的样子，我感到恐怖。不知道她们是真的求动了耶和华还是巧合，第二天一大早，妹妹的烧真的就退了，欢欢快快地在院子里跑了。在她们的劝说和验证下，母亲一点儿也没有去考虑这种事情的偶然性，就对信“主”深信不疑了。

爹对母亲这种行为没有明确表态。爹从来不指望过母亲地里的农活替他分担多少－－尽管母亲一直在替爹，在田里干了不少活儿。另一个原因，就是母亲和我特殊身份在他心里所潜在的、他无法说出的那种意识左右着他。

我对母亲信“主”持反对意见。还明确表了态，说那是封建迷信。我是家里唯一的知识分子，我说的话应该有权威，但这次却没有效果。我第一次发现我是个弱者。后来，我从母亲那里看到了另一个天空：上帝和玉皇大帝是不一样的。天地都是上帝创造的，人也是。女人是来源于男人睡觉时从他腋下取出的一根肋骨……我对远古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和幻想，那个已经过去的未知世界，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在玉皇大帝和上帝之间，究竟是谁的力量更大，究竟是谁创造了这个世界。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课本这样告诉我。

女娲抟土造了人。中国神话这样说。

上帝造完天地后造的人。信主的人们说。

一切都让我无法相信，谁说的是真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其中一定有人在撒谎，具体是谁在说谎，我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但肯定有人知道。我的这种思想很快被繁重的麦收季节挤走了。人们对于收获的热情和天气的热情都掺在一块儿，平原上到处布满了火一样的温度。

五月的天空空前晴朗，麦子在干巴巴的南风中成熟得很快。所有的人这时都成了忙人。信“主”的人们也都休了假。人们聚在一起谈论更多的是今年麦子的收成，下一茬准备种啥，今年的公粮得多少斤，麦子能卖个啥价钱……最忙的时候也有人偶尔跟信“主”的开玩笑:“哎呀，今儿个是星期天啊，你咋不去礼拜啊。”信“主”的还没来得及痛快地嗔骂两句，就很快被手里繁忙的农活儿掩住了。

麦子在地里长得再好，收不到自己家里，屯不到自己囤里，是不能算收麦的。平原人谁都懂得这个道理，谁都不会拿全家人一年的生计开玩笑。平原人一年中最忙的时候莫过于这麦忙季了，麦子刚收到场里，马上就摊开晒干，用三个轮或者四个轮的拖拉机辗压了，然后再起场，扬场，程序少一样也不行。村里那时没通电，更不知道脱粒机为何物，平原人觉得打麦能用拖拉机就很机械化了，就很满足了。

还没等到场光地净，村长就用高音喇叭将各组的小组长都叫去开会了。我不用猜就知道这肯定是布置今年交公粮的任务了。

实行责任制，土地都承包到户后，村里的行政命令越来越少，越来越不算数。平原人种田做工，各干各的，也没有人再到村里报困难求救济，大家也越来越觉得村这级的官没有用了。只是在诸如计划生育、铺路栽树、兴修水利、上交公粮等一些事务性工作上，还能显出一点儿村级行政长官的权力来。交公粮比不上计划生育，它牵涉到每家每户，每个人丁上。每家人都知道种地纳税，都很自觉，村里只要告诉一声各家的数量就行了。

平原人所说的上交公粮指除了承包土地的额定农业税外，还包括乡村两级的提留、统筹、公积金、公益金、民兵训练费、民办教师工资、拥军优属、水利建设、修路绿化、村镇规划、治安管理、文化事业、乡政府建楼、敬老院修建、乡级公路维护、乡村学校维修、乡领导买汽车等等几十项名目的费用。

乱收费的项目占一半还多，老百姓怨声载道。这两年曾有几个村子因要钱的项目太多，发生过全村村民联合起来集体抵制、抗粮不交的事情。事情闹到了乡里，闹到了县里和市里，派出所的警察也一拨一拨地去了一趟又一趟。吓唬不行就说好的，反正文的武的都用了，老百姓说啥也不答应，乡长去了也不好使。

俗话说：“法不责众”，这事儿大家都齐了心。他们多收的部分项目本来就是违犯国家政策，他们也不敢再强制下去，也就只好不了了之。农民这种与官斗的胜利鼓舞了许多人，马上就有人效仿，很快就波及整个平原。一时平原人都知道集体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但要不多收些提留，干部们的吃喝经费上哪儿整去？去乡里县里开会的时候也只好回家或者饿肚子。这些父母官儿们都不愿饿肚子，公粮还得增加下去，粮食还得收上来，这样，众多的困难就摆在了他们的面前。处理这种事，上级也是慎而又慎，生怕哪个关节整不好，让老百姓抓住把柄再闹出事儿来，捅到县里市里省里去，自己吃不完又兜不走。

爹那天开了很晚的会。夜快完全平静时他才回来。我正渐渐要睡去。迷迷糊糊听爹对母亲说，这个小组长他真不想干了，今年的公粮比任何一年都多，整不好得罪人。

母亲问今年得多少。爹说每人二百多斤。

母亲说咋这么多？爹说今年村里准备墩变压器，安电灯。

母亲说这是好事啊，你看乡里一到晚上明晃晃的多好看。

爹说，你懂啥，好看都得钱。摊钱时都显多了，都不愿意。这工作不好干。听了爹的话，我很长时间都没有睡着。我想象着村里通电后的情景。那时我再也不用在冒黑烟的柴油灯下看书了，母亲再也不用在昏黄的灯下纳鞋底了。黑色的夜就那么被电很简单地变换成白天，张庄也像乡里那样亮堂堂的，那是多少令人兴奋的事情啊。我想象着这简直和神话中一样的场景，带着强烈的祈望昏昏朦朦进入了梦乡。在那里，我看到了未来的张庄，看到那个亮丽的世界。

我的眼中只有光。灿烂的光照亮了整个平原。这时，天亮了，升起的太阳把光投向我的眼睛，我艰涩的闭上了眼。

连爹都没有想到，张庄的人一听说村里要安电都说，这下村干部终于要干件积德的事儿了。要是总是为老百姓干这样的好事儿，保证没有人去折腾他们。最支持这个工作的是村里那些小年轻的。他们在外面打过工，看到过外面的世界，他们说城里头家家户户都有电灯，还有电视机－－一种能放出声音和人像的电盒子。反对的只有几个没儿没女的绝户头，他们说只要不让他们交粮，他们宁愿点他们的小油灯。电对他们来说没啥用场。他们的想法却遭到大家的强烈反对，他们也只好缄口认命了。

我家的六亩多地共收了四千多斤麦子，交公粮就要拿出一千多斤。爹是小组长，应带头交。爹将满满一车子麦子拉出去时，母亲的眼里出现了婉惜的云彩。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地从土里刨出这些粮食，却要拿出四分之一交出去，我的心里也确实舍不得。

看到母亲的眼睛，我突然想起“掠夺”这个词来。从那时我真正懂得了农人的不幸和悲哀，逆来顺受和忍让，只顾眼前利益这类称之为小农意识的东西使他们在别人眼里变成了憨厚、忠实的概念。这是农民的不幸。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下决心一定要跳出农门，跳出这个不幸而又无奈的圈子。

谁也没有想到爹的积极却酿成了他和我家的灾难。在乡粮店，所有过完磅的粮食要农户自己倒进高高的粮仓里去。爹在倒粮食时，十几米长五六米高颤来颤去的跳板将他弹了下来，重重摔在地上，肩上的一大袋麦子－－足足有一百斤的麦子砸在他的腿上。

他的腿啪的一声，折了。

下午爹被大家抬回来时样子很惨。汗珠在他惨白的脸上滚动，从他的汗水中我能看到他的痛苦，布衫衩已经湿透了，热的天也无法掩饰他的难受。爹仍然坚强的忍着，没有掉一滴泪，没有哼一声，我只看见他的下嘴唇上有一道深深的牙印。我觉得爹比任何时候都像个男人。我发自内心的佩服。我觉得是男人都应该像爹这样。

我的心里也特别痛苦，那是来自亲情河谷中的泛滥，他的腿折了，我可怜他。那时我最像他的儿子。我第一次趴在他的大腿上哭了。抽泣的动作弄痛了爹，他只抖了一下身子，并没有挪开我。他的手温柔地抚弄着我的头，抚弄着我满是泪水的脸。

这种召唤似的抚摸将我灵魂深处属于善的亲情唤醒，将亲情点燃。我更加控制不住泪水。我哭的样子一定很悲伤、很动情也很真诚，在场的人们包括我奶奶在内都被我哭的样子感动了，有的竟也擦起了眼泪。母亲没有哭，她用湿毛巾一遍一遍的擦着爹额上的汗，用温柔的扇子一遍又一遍地轻轻在爹脸前面摇啊摇。

之后的许多个夜里，母亲忍着蚊虫的叮咬，一遍又一遍地为爹擦洗身子，一次又一次地将尿盆放在爹的档下，又一次次地端进端出。这种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听见爹的叹息声，却从来没有听见母亲有什么怨言。母亲给爹擦身子时，我第一次看到爹两腿间那个类如豆虫状的黑色尤物。它无精打采地伏在那片黑里透黄的枯草上，光秃秃的顶部发着暗淡的光。我看见它心里禁不住一阵恶心。那时我刚刚吃完饭，我胃里的食物一个劲儿向上翻。

我看到它丑陋的样子，就联想到母亲联想到梅，联想到那个戴大檐帽的男人与这个丑陋东西之间的关系。我深深为这种事物的存在而耻辱，好象是阴沟里的爬虫一样让我感觉极不舒服。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母亲给爹擦身子时避开爹，实在逃不开时才硬着头皮端着脸盆在他面前站一会儿，听完他说完最后一句话就赶紧风似的逃掉。夜里，我时常会被一个个莫名其妙的梦惊醒，悚然的感觉总是让我想起爹腿间那条虫子和一些看不清头脸的妖怪。我还对一些东西的撞击声特别敏感，这些是听大兴的房时所感觉到的。床吱吱嘎嘎的振动声，衣服或者布料发出的悉悉蔌蔌磨擦声和一些其它有规律有节奏的声音，都让我耳热心跳，都让我感到无比羞愧而汗颜。

我成长的过程过早地对这些本不应该敏感的事物敏感，给我的心理上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压力。它们也给了我成熟的经验。在我度过了许多难眠的夜后，我的心理终于调整到一个正常状态。但过去的那一切仍未完全消失，它们成了我潜意识中的沉积物。

也正是从那时，母亲开始把我当大人使唤了。那时我学会了许多平原人生存的手段和活计，也体味到了做一个农人的艰辛，更加坚定了我好好学习将来要跳出农门的决心。母亲在那些平静的夜里，在月光下或者在星光中，都极虔诚地在床上跪拜着她心中的上帝，乞求那个法力高强的老人将吉祥的雨水垂降在爹的身上，将他早日打捞上平安的方舟，早日脱离疾患的苦海。

有时她这样一祷告就是半夜。她对爹的忠心感动了奶奶。她一直对我们母子抱有偏见。从此以后，她改变了她坚持十多年的观念，开始在背后对人夸赞起母亲来。爹听说后竟孩子般哭了，泪水在他黝黑的脸上奔流了很久。母亲也哭了，她只是没有像爹那样。她将泪水悄悄收了起来，加倍地干家里地里的活儿。

爹牺牲的一条腿使我家的凝聚力一下子形成了，母亲和奶奶之间那个无形障碍也坍塌了。后来，爹对我说：“今年咱家的霉气没烤好，让我摊上了。以后就好了，这个坎过去就平安无事了。”

玉米长到腰高时，村里开始墩便压器。上百根的水泥制的高压、低压电线杆从县里拉回来了，在村里摆了一大片，像一排排刚刚伐下来的树。一些孩子在上面高兴地爬来爬去，连他们都对这些东西抱有极大希望。可我从它们旁边走过时，我都感觉到我家麦子的重量和爹汗水的味道。

电线直接从乡里的高压线上接过来。高压杆一根一根对望着将两根粗粗长长的铁线从乡里牵来。有一根电线杆正长在我家的玉米地里，为种下这根电线杆还毁掉了我家一分多地的正旺长的玉米苗。娘很心疼。爹说毁就毁吧，安电这是百年不遇的事。村里规定，凡是有电线杆的地，一年免去五十斤公粮。母亲没有说啥，爹听了叹口气。

转眼玉米就熟了，成堆的玉米棒子堆在院子里。电的光芒在院子里占了大片的地盘。几处阴影是猪圈、鸡窝投下的。张庄的很多院子都亮着这样瓦亮瓦亮的灯。张庄一下子通体透亮起来。从平原的远处看，张庄就像一条透亮的鱼跳跃着，她从来没有这么年轻、这么风采过。人们的行为方式因电的到来改变了。他们慢慢习惯了使用带拉绳的开关掌握他们的白天和黑夜。他们将白天没干完的活儿搬到院里的电灯下，一边吸烟一边忙活着。同时还不忘记赞叹科学的神奥与美好。

爹的腿差不多痊愈了。“伤筋动骨一百天”，爹在床上已熬了近两个月，他已能丢掉拐杖下床慢慢走动了。爹坐在电灯下，边听收音机边剥着母亲从地里拽回来的花桃。棉花在灯光下雪一样的白。爹的脸上多了几分笑。他笑的样子很和善，看见他的这种笑，一下子就让我想起他的十几年前。

很快，前张的磨坊和后张的饲料粉碎机开始工作了。那些用电吃饭干活的铁家伙干起活儿来不知疲倦，它们给主人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极大方便了村民。连做豆腐的李老三也卖掉了拉拉了几年磨的驴，换上了一台电动磨浆机。人们开始还说他做的豆腐有铁腥味儿，不好吃，买别人家的。后来，所有做豆腐的都换成机器了，人们也就不再挑剔了。每到夜里，静静的空气中便会响起那些机器的叫声。忽强忽弱的声音在我心里也忽明忽暗。我在明亮的灯下做功课时，竟对这种声音出神了很久。

最让我高兴的事儿终于到来了。当我向爹讲述完在乡供销社里我看到的电视机时，爹竟豪爽地向我宣布：今年先不盖房子，卖完棉花就去县里买一台。于是，我就天天盼着棉花快点收完，快些卖掉。可是，我的这种愿望最终没有实现。那一年平原上棉花的大丰收只带给农民一半的笑容，接下来的卖棉难像蛇一样缠住了我的心。

我和母亲带着蒸馍在棉花收购站排了两天队，才终于将棉花验了级，没想到得到的棉价却是三毛钱一斤。一家人辛辛苦苦忙了一年，到头来只卖了几十块钱。我们连顿饭都没敢吃，吃一顿饭少说也得一百多斤棉花。母亲手里捏着那点儿可怜的钱，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也没敢说啥，跟在母亲身后默默往回赶。

那一夜，母亲几乎没有睡着觉，几亩棉花是经她的手一棵一棵种植的。打杈，打药，治虫，每一个环节里都有母亲的汗水。她指望她的努力能给我家带来好运，没想到头却是如此的价格，几亩棉花就跟白白扔掉一样。她觉得委屈极了。一个大夏天流的汗在这几张钞票中显得那么沉重。我从她那失望而又无奈的眼神中读出了农民生命的沉重，读到了农民血汗的轻薄，读到了我的祖先和我的后代们卑微无名的命。

那年，留麦棉套的人家又都在空余的地上种上了晚茬的麦子，空余的希望用新的希望填上，将他们的汗水保存起来。但被棉花伤痛的母亲却做出了令人费解却又异常坚定的决定：明年还要大面积的种棉花。以后的日子，我家的灯就熄得特别早，母亲除了让我晚上看书用电灯外，其它人都早早地睡了。

电费涨了，一块多钱一度。农人们点不起电灯，一些人家关掉了电灯，重新点亮了煤油灯。爹的腿花去了我家所有的积蓄，棉花又没能卖上价钱，母亲不得不用这种方法节省开支。这样的晚上，我常常听见母亲的叹息声。我理解她的苦痛，却又无能为力。我想我只有努力学习，将来跳出这一亩三分地。

我把夜的光阴真正利用上的时候，母亲表现出了她特有的母性。鸡下的蛋，她也不卖了。她说要留着让我补脑子，她把我看成了她全部的希望。她默默地为我做着她所能做的所有事情，让我推动她向前行走。

若干年后，每当我想起这段日子，我总感觉我的背后有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一直伴我度过每一个艰难的日子。 由此，我衷心地感谢平原的生活，感谢母亲让我懂得的这一切一切。

Answer 2

1988年，那时候我父亲的朋友跟他打招呼的第一句话常常是“你儿子今年要参加高考了吧？”语气就像说“你吃了吗”一样。那年月，没有什么比戴一个大学校徽走在大街上更神气的了。那一年的7月，我走进了高考的教室。
我最担心的就是语文了，因为我作文不行，老师的批语经常是“
语句通顺，但错别字太多”。考前语文老师无数次交代写作文不要碰敏感话题，万一碰了也得小心谨慎，绝对不能踩雷云云。这一点我是牢牢记住了。

那年的高考作文题是《习惯》，要求除诗歌外文体不限，不少于600字。这个题目好写，当时我就洋洋洒洒地把它写成了一篇议论文，从“习惯”这个词引申到抨击官僚主义，最后以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收尾，一气呵成，完全是当时报纸上的社论语言。交卷时，我一副踌躇满志舍我其谁的模样。

考完以后，去学校估分，语文老师不放心地对我说：“你把你写的作文回忆出来，我看看。”于是我就极其认真地把作文默写了一遍，递到老师手里时，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

然而，老师还没有看完，就已经惊愕得睁大眼睛，问：“你当时确实是这么写的？”

我有些不安了，说：“是呀！一个字也没改，怎么了？”

老师不相信地问：“真的，没错？”

我说：“是呀，没错。”

老师指着一处，说：“你过来看，你是这么写的？”

我凑过脑袋仔细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适食物者为俊杰，适者生存。”我还是没反应过来，说：“我当时就是这么写的。”

老师说：“你大概是食物撑的吧！是‘识时务者为俊杰，适者生存’……”

老师又指着另一处，痛心疾首地说道：“你来看看这一句——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是这么教你的吗？这是鲁迅说的吗？这是但丁说的……”

老师还说些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我脑子“嗡嗡”乱响，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犯下这么小儿科的错误，最后飞也似地逃出了学校。从此，再也不敢去见语文老师了。那次高考语文成绩可想而知。

如今从家乡出来这么多年，我再没见过自己高三的语文老师，一直抱愧。

从那以后，我就对作文用上了心，养成了多看勤写的好习惯，说起来还真的要感谢当年的高考作文《习惯》。

Answer 3

这是88年的题

Answer 4

你要相信自己，如果真的行借鉴一下别人的，也是一件好事。不过自己的比较好。

Answer 5

可以到蟠桃108网去看看，里面语文导航有很多高考作文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