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该不该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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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的主要特征是“智慧”与“忠贞”,有学者指出《三国演义》“制作了一个中国智慧的活标本”,“为后世提供了一个足堪仰慕追师的道德楷模”,也有学者认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本是一个历史误会”,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的思想文化价值呢?
我们必须认识到,《三国演义》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存在,《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也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存在。《三国演义》“以儒家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作为明君良臣的标志,就是能在政治上行仁政,人格上重道德,才能上尚智勇” ,“这也就是一部《三国志演义》的主旨”。在《三国演义》中,刘备是“仁君”的典范,诸葛亮是“贤相”的典范,关羽是“良将”的典范。由于刘备是作者理想中的“仁德”明君,他有“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一生“仁德及人”,所以蜀汉政权就是作者及广大民众“仁政王道”的社会理想的寄托,“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的内涵就不仅仅是封建正统思想,而是儒家“民为邦本”的思想的反映与体现。以此为基础来分析《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诸葛亮便真的具备了程颐、朱熹等宋代理学家评历史人物诸葛亮时所赞誉的“儒者气象”,他的隐居躬耕与出山辅佐刘备便是知“去就出处之大义”,其出山后的一切行为便是为了行“仁义”之道,其六出祁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如《论语》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诸葛亮身上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责任感、一种执著追求的精神,而这种责任感、这种执著追求的精神,恰恰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永远珍视和发扬光大。需要辨明的是,有论者指出“ 孔明出山,不但于己不智,于国于民也难说是明智的选择,若观其始终,他对当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进步也并未作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充其量仍不过是个所事君主的忠臣而已。他用智慧帮刘备打出了三分之一的江山,其忠无比,其德无量,然而对于当时的天下苍生来说,则诸葛亮何德之有?他的出山,实质上只不过挽救了一个行将灭亡的野心家,只不过使乱世多了一个有实力参与瓜分天下的军阀,多了几场血战,多了几堆白骨,多了几十年分裂,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分析得尖锐犀利,入木三分。如果用这样的话去评价历史上蜀汉政权的存在和诸葛亮对刘备的辅佐,可能是比较恰切的。但问题是,《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不是“野心家”和“军阀”,而是罗贯中及广大民众理想中“仁德及人”的明君,《三国演义》中的蜀汉政权不是一般的割据势力,而是“仁政王道”社会理想的寄托,正是因为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仁君、圣君少之又少,“仁政王道”的社会理想难以实现,所以作者才以文学虚构的方式表达一种渴慕和向往,这正是《三国演义》“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的价值所在。因而诸葛亮也不是一般的“所事君主的忠臣”,诸葛亮和刘备的关系是一种鱼水相得的圣君贤臣的关系,他们不是一对利益组合,刘备不是想利用诸葛亮的智慧夺天下,诸葛亮也不是想背靠刘备获取功名利禄,他们是为了行“仁义之道”而走到一起的,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是慎之又慎的选择,诸葛亮知道自己选择的道路并不平坦,有成功的可能并无成功的必然,但他毅然决然、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诸葛亮的“忠贞之节”,有学者称之为“愚忠”,于是这样论述:“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实未绝其功业名利之想,他一边表现着躬耕农亩视天下追名逐利者为俗人的清高,一边又密切注视着乱世瞬息万变的局面,并且虚拟着自己的智慧投身其中可能演化的变局,他可能唯一没有想过的是凭其智慧而自成霸业去开创自己的理想社会,终未逃脱‘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人臣格套,大智与愚忠相结合,正是封建专制社会的制度文化所要塑造的理想人才模式和理想人格模式。 ”历史上的诸葛亮想不想登上皇帝的宝座我们不得而知,《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以管仲、乐毅自许,也就是认为自己有王佐之才,可以辅佐某位仁君成就一番事业,确实没有想过“自成霸业去开创自己的理想社会”,另外,既然诸葛亮辅佐刘备、刘禅难以与曹魏抗衡,难道就能够“凭其智慧而自成霸业去开创自己的理想社会”吗?难道只有攫取权力、自成霸业才算“大智”吗? 在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中,确实刘备并未能对诸葛亮做到言听计从,在诸葛亮与刘禅的关系中,诸葛亮也确实受到了猜疑和掣肘,但这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专制制度固有的弊病,只要封建专制制度存在,这种状况就会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是封建时代所有人臣的悲剧,怪不得诸葛亮的“愚忠”。在封建世袭制的社会里,人臣忠于君主,是一种普遍的思想,我们很难设想诸葛亮会取刘禅而代之,能取刘禅而代之,因为诸葛亮不是曹丕、司马懿那样的野心家,他淡泊宁静,没有不可遏止的权力欲望。他其实并不是有心要做一个忠臣,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北伐中原”的统一大业。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光辉典范,作为理想人格化身的诸葛亮是超凡入圣的,但他的思想文化价值并不在于他的“忠贞之节”可以成为“足堪仰慕追师的道德楷模”,而在于他的以仁义为己任的责任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著追求以及淡泊宁静的修身之道对民族精神的涵养,对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人格的砥砺,此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的积极影响。
我们必须认识到,《三国演义》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存在,《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也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存在。《三国演义》“以儒家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作为明君良臣的标志,就是能在政治上行仁政,人格上重道德,才能上尚智勇” ,“这也就是一部《三国志演义》的主旨”。在《三国演义》中,刘备是“仁君”的典范,诸葛亮是“贤相”的典范,关羽是“良将”的典范。由于刘备是作者理想中的“仁德”明君,他有“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一生“仁德及人”,所以蜀汉政权就是作者及广大民众“仁政王道”的社会理想的寄托,“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的内涵就不仅仅是封建正统思想,而是儒家“民为邦本”的思想的反映与体现。以此为基础来分析《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诸葛亮便真的具备了程颐、朱熹等宋代理学家评历史人物诸葛亮时所赞誉的“儒者气象”,他的隐居躬耕与出山辅佐刘备便是知“去就出处之大义”,其出山后的一切行为便是为了行“仁义”之道,其六出祁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如《论语》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诸葛亮身上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责任感、一种执著追求的精神,而这种责任感、这种执著追求的精神,恰恰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永远珍视和发扬光大。需要辨明的是,有论者指出“ 孔明出山,不但于己不智,于国于民也难说是明智的选择,若观其始终,他对当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进步也并未作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充其量仍不过是个所事君主的忠臣而已。他用智慧帮刘备打出了三分之一的江山,其忠无比,其德无量,然而对于当时的天下苍生来说,则诸葛亮何德之有?他的出山,实质上只不过挽救了一个行将灭亡的野心家,只不过使乱世多了一个有实力参与瓜分天下的军阀,多了几场血战,多了几堆白骨,多了几十年分裂,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分析得尖锐犀利,入木三分。如果用这样的话去评价历史上蜀汉政权的存在和诸葛亮对刘备的辅佐,可能是比较恰切的。但问题是,《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不是“野心家”和“军阀”,而是罗贯中及广大民众理想中“仁德及人”的明君,《三国演义》中的蜀汉政权不是一般的割据势力,而是“仁政王道”社会理想的寄托,正是因为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仁君、圣君少之又少,“仁政王道”的社会理想难以实现,所以作者才以文学虚构的方式表达一种渴慕和向往,这正是《三国演义》“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的价值所在。因而诸葛亮也不是一般的“所事君主的忠臣”,诸葛亮和刘备的关系是一种鱼水相得的圣君贤臣的关系,他们不是一对利益组合,刘备不是想利用诸葛亮的智慧夺天下,诸葛亮也不是想背靠刘备获取功名利禄,他们是为了行“仁义之道”而走到一起的,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是慎之又慎的选择,诸葛亮知道自己选择的道路并不平坦,有成功的可能并无成功的必然,但他毅然决然、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诸葛亮的“忠贞之节”,有学者称之为“愚忠”,于是这样论述:“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实未绝其功业名利之想,他一边表现着躬耕农亩视天下追名逐利者为俗人的清高,一边又密切注视着乱世瞬息万变的局面,并且虚拟着自己的智慧投身其中可能演化的变局,他可能唯一没有想过的是凭其智慧而自成霸业去开创自己的理想社会,终未逃脱‘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人臣格套,大智与愚忠相结合,正是封建专制社会的制度文化所要塑造的理想人才模式和理想人格模式。 ”历史上的诸葛亮想不想登上皇帝的宝座我们不得而知,《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以管仲、乐毅自许,也就是认为自己有王佐之才,可以辅佐某位仁君成就一番事业,确实没有想过“自成霸业去开创自己的理想社会”,另外,既然诸葛亮辅佐刘备、刘禅难以与曹魏抗衡,难道就能够“凭其智慧而自成霸业去开创自己的理想社会”吗?难道只有攫取权力、自成霸业才算“大智”吗? 在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中,确实刘备并未能对诸葛亮做到言听计从,在诸葛亮与刘禅的关系中,诸葛亮也确实受到了猜疑和掣肘,但这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专制制度固有的弊病,只要封建专制制度存在,这种状况就会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是封建时代所有人臣的悲剧,怪不得诸葛亮的“愚忠”。在封建世袭制的社会里,人臣忠于君主,是一种普遍的思想,我们很难设想诸葛亮会取刘禅而代之,能取刘禅而代之,因为诸葛亮不是曹丕、司马懿那样的野心家,他淡泊宁静,没有不可遏止的权力欲望。他其实并不是有心要做一个忠臣,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北伐中原”的统一大业。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光辉典范,作为理想人格化身的诸葛亮是超凡入圣的,但他的思想文化价值并不在于他的“忠贞之节”可以成为“足堪仰慕追师的道德楷模”,而在于他的以仁义为己任的责任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著追求以及淡泊宁静的修身之道对民族精神的涵养,对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人格的砥砺,此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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