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有什么异同?

Answer 1

戊戌前后兴起的中国维新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它们的结果却迥异。本文试图从二者的比较中探讨两国改革运动的异同，以揭示两个在变革前国情相似的改革运动，呈现两种完全不同命运的历史必然性。
　　由于当时中日两国是同处亚洲的封建国家，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着密切交往；也由于两国的改革运动都发生在西方列强侵略势力东渐的19世纪后半叶，且日本先行一步而致强，成为中国变法维新的榜样。因而两国的变法运动必然有着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它们表现在：（一）、变法所处的历史条件相似。两国社会性质相同，同是封建专制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都先后面临沦为西方列强半殖民地的危机；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本国自然经济解体，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两国的反帝反封斗争均不断高涨。（二）、两国改革的宗旨、路线相同。两国都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以西方为榜样，以自上而下的改革为手段，企图在保存封建特权的前提下，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维新派在改革中依靠的都是无实权的傀儡──中国为光绪帝和日本为天皇。（三）、两国维新领导人物大都出身封建家庭，都属于正在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都受到一定程度的西方文明的影响。
　　既然两国的改革运动，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又何以得到不同结果呢？这是因为：虽然两个改革运动具有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在这些表面相似的状况下，却掩盖着许多不同点。不同点的内在原因，即是两国改革运动内部矛盾特殊性的表现，各自成败的历史必然性就寓于其中。这些不同点主要表现在：　 （一）两国维新前的国内形势大不相同
　　维新前，日本社会内部已存在多种不同的与中央政权幕府的离心势力。(1)、幕府下有实力的藩，尤其是西南四强藩，为了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以对抗幕府，在英美的支持下，发展军事，任用中下级武士进行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直接与幕府对抗。以后成为倒幕力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地。(2)、下级武士除在政治上受压抑外，经济上逐渐破产。为谋求生活出路，许多武士从事副业生产或经营商业，进行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活动。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影响和人民革命斗争的推动下，其中一部分与资产阶级携起手来，成为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3)、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受到幕府的种种限制和打击。是幕府的天敌，是一支倒幕的坚强力量。(4)、农民和市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不断进行反幕斗争。1846年──1867年就发生起义59次，下层人民的斗争，使幕府统治摇摇欲坠。
　　下级武士、大名等统治阶级重要组成部分的背离，大大削弱了幕府的势力而增强了倒幕力量；农民、市民频繁的起义破坏了幕府统治的基础。幕府统治已陷入危机中。
　　在中国，自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至戊戌前，各地人民虽不断进行反帝反封斗争，但都未形成全国性的形势。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从乙未到庚子，“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1]。那期间，不仅戊戌变法昙花一现，就连广洲起义也遭失败，且不得国人同情。国内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有一种观点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软弱的资产阶级不敢也不愿与民众，尤其不愿与农民斗争相结合。这个分析虽正确，但不能代替对戊戌维新失败原因的具体分析。列宁指出：“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有革命”[2]。当然，革命形势未必都引起革命，但是，革命运动必须具有革命形势这个客观条件。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在国内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背景下，维新派根本无条件如明治维新派那样利用人民力量去推翻封建统治。我们也没有必要苛求中国的维新派去组织农民，发动群众，投入维新运动。
　　与此同时，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虽然存在帝党、后党之争，一是斗争没表面化，二是清廷的大权一直被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所掌握，光绪帝只是一个傀儡而已。因此，后党没有出现幕府那样的政治危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维新派要推翻阴挠变法的后党或企图直接依靠光绪帝颁发诏书就能改革成功，是不现实的。
　　（二）、维新派掌握最高权力的大小不同
　　自上而下形式的社会改革，古今中外都不乏有成功的先例。其取得成功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改革者（集团或个人）必须拥有最高统治权力。
　　中日在维新前，中央实际权力与名义权力都是分离的。在日本，全国最高统治权是掌握在将军手中，天皇只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在中国，慈禧太后握着朝廷大权，光绪只是名义上的皇帝。虽然，两国维新派都是分别依靠无实权的天皇和光绪帝，而实质不同：日本的改革派是利用人民的力量，经过戊辰战争推翻了幕府的统治，掌握了最高统治权，所以改革得以顺利实行。而中国，维新派从变法一开始就主张“君权变法”，认为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只要君主决心变法就可立刻见成效，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有见地的。但历史的悲剧在于，维新派所寄希望的只是一个无权的皇帝，而他们在变法中又没能采取可行措施来改变君主无权的状况，结果维新运动被武力镇压下去。这是维新派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无论是鼓动帝党向后党夺权，还是提前策划武力除后（慈禧）行动，在新旧势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都注定不会成功的。从根本上说，要打倒维新运动的对立面──后党，只有推翻整个朝廷才能实现，这是维新派力所不能及的事。因此，维新派寄托于光绪帝的改革事业，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虚幻性。
　　（三）、改革的社会基础不同
　　改革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普遍的反响和支持，是改革成功的重要社会基础。明治维新派制定并执行了从基本国情出发的“富国强兵”、“殖兴产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殖兴产业”政策是明治政府撤销限制工商业的措施，办国家银行，用国家资本，兴办官营及扶植、保护私人资本主义；“文明开化”即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乃至思想风尚和生活方式；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就是改革封建军制，建立近代化的常备军和警察制度。以上从日本的基本国情和需要出发的维新三大政策，加上其它如土地政策、废藩置县等，把日本资产阶级改革推向更彻底的道路上。对以上这些政策，日本政界及在野人士都很少反对，故这些政策很快得以实施。明治维新后不到50年，日本就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百年左右才完成的资本主义工业道路。光绪帝颁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进行的改革，集中反映和代表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中下层士绅或正在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他们只占统治阶级的很小一部分，在整个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更小。维新派的主张与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存在很大冲突的或“无关”的。如废八股使数以百万计与八股性命相关的士人“失其安身立命之业，自是日夜相聚，阴谋与新政为敌术矣”[3]；革漕运，使当时食于漕运的官吏、兵丁数十万人失去生活依靠；当断发易服、改变辫子风俗的诏令一传出，“旗人的不满达到顶点”；裁减冗员闲衙，据载仅京师一地被裁衙门就达十余个，被裁官员“将及万人”，以致“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4]。政治制度的改革，更引起了封建官僚的普遍愤怒。戊戌改革，上则严重剥夺西太后、军机大臣、各部堂及地方督抚的大权，下则广涉触及八股士子、无业旗民的利益。因此，造成一个巨大的反对面、抵触面。
　　占人数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温饱问题。戊戌前，因教案四起，人民群众正反洋教、反洋人。而戊戌维新不涉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主要是学习、仿效西方文明。因而与下层人民的利益相距太远而得不到支持。由此可见，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两国维新派领袖个人阅历和行政经验不尽相同。
　　领袖人物是否具有政治远见，行政经验，敢于和善于开展斗争，是改革成败的重要条件之一。
　　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成员是中下级武士。幕末，武士阶层因经济破产，从统治阶级中化出来，从事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活动，在经济利益上与资产阶级趋向一致。明治维新前，部分中下级武士曾参加并主持过藩内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从中经历了改革风浪的考验，积累了政治斗争经验，长于韬略，是一批出色的政治家、策略家、实干家。在倒幕中，他们善于利用形势，运用各方面力量乃至农民武装，以打倒主要敌人幕府。倒幕成功后，在改革中又对强大的封建贵族采取十分策略的赎买政策，用公债偿付形式迫使他们转变为用公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资产阶级。这样，大大减少了贵族反抗的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要的政治安定局面。日本整个改革过程并无倾盆大雨，但却切切实实地改造着日本政体。在稳步而又坚决地把大权归揽于维新派的前提下，最后才实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开化。改革过程，充分表现出维新领袖人物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
　　相比之下，中国维新派康、梁等都是些读书人，虽有进步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却缺乏行政经验，疏于政务，黯于世事，缺乏韬略。没有日本维新派的阅历和社会改革实践，是一批缺乏实际行政经验的书生。他们基于“不除弊不能布新”的认识，出于急于求成的心理，变法103天，下谕旨204件，改革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不分轻重缓急，主次先后、全面开花。当时民族危亡、百废待兴。但不容齐头改革。在实施步骤上，宜先发展农、工、商，改革教育和军事，在取得成效，树立了威信，稳住政局后，再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同时，对慈禧，对守旧大臣等各方面人士，应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以分化和减少改革中的阻力。在这方面光绪帝和康、梁等均缺乏应有深谋远虑和相应的策略。一场具有根本变革要求的戊戌维新运动，终因反对者众，支持者寡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