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为扩大中央集权采取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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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961年，宋太祖向宰相赵普咨询五代战乱原因以及治国之方。赵普说：“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受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续通鉴长编》卷2）他指出将中央到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收归中央，这就是要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样，宋代统治者便在汉唐封建统治制度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改组、整合和重构，形成具有宋代特色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具体措施：
1． 集中政权。应解决君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
（1）三权分立，削弱相权。
宋初，宋太祖、宋太宗先后制定削弱相权的措施。宋沿唐制，中央设三省六部。但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与朝政”，无甚实权。另“别置中书于禁中，是谓政事堂”，又称都堂，长官为宰相，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为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在宰相之下添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与宰相同议政事”，“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权”（《续通鉴长编》卷14），协助君主处理政事，成为实际的行政宰相，以掌管中书门下宰相应处理的大事。于是，将原三省六部长官排除于国家军政大事决策权之外。因而宰相的行政权被参知政事瓜分，没有皇帝的特别诏令，是不能执掌任何国家大事的。
宋代还把宰相的军权给枢密院、财政权给三司。枢密院是军政办公之地，长官为枢密使，掌管资料、军事情报和调动军队。枢密使是最高国防官，是军事宰相，但手中无兵，故宋人范祖禹说：“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病之重；京师之病总于三帅，（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范祖禹《范太史集》卷26，《论曹诵札子》）三司指盐铁、度支、户部三个部门。盐铁掌“天下山泽之货、关市河渠”以及兵器制造；度支掌天下财政税收；户部掌户口，手工业收入以及军队的衣食。三司共置一个长官为三司使。朝廷称为“计相”，是财政宰相。
因此，北宋将“事无不统”的宰相之行政、军事、财政权三分，因而宰相只剩下有限的权力。当宋朝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的时候，由于权力归粉分散，新的弊端又产生。当时人说：“今中书（政事堂）主民政，枢密议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用兵不已,中书视民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制国之用,职不在中书”。由于分割宰相权力，是非中央权力过分分散，各部门之间互不了解情况，运转不灵，故制定政策时往往脱离实际，产生许多新大问题，是造成北宋积贫积弱大重要原因之一。
(2)地方事权分散
北宋在地方的政权为路、州、（军、监、府）、县三级[军设于军事要冲之地，监设于坑冶、铸钱、牧马、产盐等地区，府设在大城市附近]。路仿唐朝“道”而设，路是实际的权力机构，宋太宗淳化四年（993）为十路，[至道三年（997）为十五路，宋仁宗时为十八路，宋神宗时为二十三路，宋徽宗时为二十六路。]路的长官为“使”。下设四司，一为“漕司”长官为转运使，掌管该路财政大权，并能面谒皇帝报告地方情况。二为“宪司”，长官为提点刑狱使，掌管该路诉讼司法工作，“及举刺官吏之事”（《宋史》卷167《职官志》7）具有监察职能。三为“帅司”，长官为安抚使，掌该路民政、军事，其长官不固定。四为“仓司”长官为提举常平使，主管地方常平仓、义仓及赈灾等事。四司长官各自向皇帝负责。另外，在路又设通判一职，“职掌倅（Cuì，副）贰郡政，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举刺以闻”（《宋史》卷167《职官志》7）因而路使的财政、司法、军事、行政权力也被分散了。
路之下为州（府）、县，长官是“权知军州（府、县）事”，简称“知州”、“知府”、“知县”。削弱其权事的措施有二：其一，削去原节度使的支郡（州、府），使其“直属京师”，称为“强干弱枝之术”；其二，派文臣出任知州、知府、知县。另设各级通判，“事无大小，宜与通判或判官、录事同裁处之”（《 续通鉴长编》卷7）大大削弱和分散知州（府、县）的权力。
这样，地方事权的分散解决了唐末五代由于地方行政、军事、财政权集中而造成藩镇割据的弊端，但同时也产生新的消极影响。
（3）官、职与差遣的分离
这是北宋王朝集中权力，加强专制的措施之一，是其官制独有的特点和施行的统治术。即实行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相分离。“官”名只表官位、秩级和俸禄的高低，无实际意义。宋代“官”的等级多达72级，每3年升一级，是宋统治者收买和吸引官吏为其卖命的诱饵。一些文官带有学士、直馆等头衔，称为“职”，通常不担任相应的馆阁职，仅是荣誉虚衔。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或工作岗位，称为“差遣”，也称“职事官”。通常在担任的“差遣”职事之前加“判、知、权、管勾、提举、提点”等名。正如《宋史。职官志》所言：“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以差遣以治内外之事”。今举一例：“刑部尚书[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差遣]、集贤殿大学士[职]兼枢密使[差遣]晏殊罢为工部尚书 [官]知颖州[差遣]”（《宋会要辑稿》卷106）这样，宋代官制中官、职与差遣的分离，其目的在于控制官吏的权限，使其不能固定掌管某一权利，以便让皇帝能更好地驾驭群臣，但也造成官职官名的复杂混乱，“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宋史》卷161，《职官志》），不便于官员行使其职权，降低了行政效率。同时“官无定员，无定职”，又造成冗官的局面。
2． 收回军权
北宋统治者为避免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局面，收军权于中央。措施如下：
（1）杯酒释兵权与取消一些禁军高级官职。
961年，宋太祖将禁军最高将领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节度使，并取消殿前都点检一职，由赵匡胤亲掌禁军。接着，召集石守信、王审琦等高级将领举行酒会，宋太祖软硬兼施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涑水纪闻》卷1）于是，众人“皆罢军职”（《长编》卷2）。殿前副点检一职也取消。这就是“杯酒释兵权”。改组后禁军领导机构为殿前司和侍卫司，殿前司设殿前都指挥使，侍卫司设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简称“三衙”、“三帅”。他们分统禁军，互不统属。“三衙”主帅和禁军将领都由皇帝任免，只对君主负责。
（2）统兵权和调兵权分离。
三衙三帅分掌京师禁军，有统兵权，只负责禁军的日常管理和训练，并无调兵和发兵之权。调发军队之权在枢密院，但它无统兵权，因此二者权力分离。而且，枢密院调发军队必须“御前画旨，下殿前司，然后可发”，即没有皇帝的命令，任何人无权调动军队。这样，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一则使军权集中于皇帝于皇帝之手，不致大权旁落，二则各方面相互牵制，可防止专权和兵变的发生。
（3）采取“内外相维”（“内外相制”或“守内虚外”）的驻军原则。
宋的军队分四种：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禁军有二十多万，宋太祖将十万禁军驻扎京城，另十万禁军分散各地驻扎。“京师屯十万，足以制外变；外郡屯十万，足以制内患”（王明清《挥尘录余话》）。这样使京城禁军能控制外地驻军，会合外地禁军又能控制京师禁军，达到内外军队互相制衡的目的。这被称为“内外相维”或“内外相制”。而京城禁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处驻军，这反映了宋太祖“守内虚外”的思想。这样，皇帝可牢牢控制全国军队。但我们应看到，各地和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弱小，造成北宋军队既不能有效地抵御辽、西夏等侵扰，又无法应付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这是造成宋代军队积弱的原因之一，为其驻军思想原则的失误，是值得深思和检讨的。
（4）“更戍法”与兵将分离。
宋统治者规定京城内外禁军都必须经常变换和调动屯驻地点。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戍守，而外地驻军也须到京城屯驻，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称为“更戍法”。其目的是“分遣禁旅，戍守边地，率一二年而更，欲使往来道路，足以习劳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劳佚。故将不得专其兵，而兵亦不致骄惰”（《文献通考》卷153）有战事时，将领由皇帝临时委派，士兵则是来自别的兵营。皇帝并亲自制定作战方略，指示将领，甚至授以阵图；兵事完毕，兵即归本兵营，而将还本镇。这样，就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识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长编》卷30），将与兵的分离，使将领不能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威信，也就无法使军队为将领所私有，因而无法与朝廷和君主对抗。但客观上又造成将领不能灵活地指挥军队，而军队又无法领会将领的作战意图，故在对敌作战中不能克敌制胜，是北宋军队积弱的又一个原因。
3． 收回财权。
在中央有三司使掌中央政府的财政大权。对地方财政的处理，964年宋太祖接受宰相赵普的建议：“令诸州自今每岁民租及筦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运京师”（《长编》卷5），即各地租税除留够公费开支外，其余全部有转运使运送京城，有三司的左藏库掌管。“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长编》卷6），造成“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长编》卷34），就把地方的财政权收归中央。
4． 完善和改革科举制度。
宋代的科举间年一举或三年一举，广泛地吸收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每次取进士多至三四百名，诸科八九百人，特别年份达数千甚至上万名。考试实行糊名考试法与誊录试卷法，增加了考试的公正性。另外，实行殿试，使科举的录取之权由皇帝直接掌握。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完善，为宋朝选拔人才，巩固中央集权，都起了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扩大科举名额，使官僚队伍膨胀，增加政府的财政开支和加重人民的负担。
5．北宋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评价
综上所述，北宋政府将行政、军事、财政、用人权收归中央，其积极作用是：（1）促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2）对解决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都起了重要作用；（3）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后来封建国家的统一提供了有益经验。
但是，北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有自身的许多弊端，造成“冗官”、“冗兵”、“冗费”。这样，北宋国力不强，内外战争胜少败多，呈现出“积贫积弱”局面。由此可见，北宋实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虽然起了巩固政权的作用，但对宋代历史的消极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
961年，宋太祖向宰相赵普咨询五代战乱原因以及治国之方。赵普说：“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受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续通鉴长编》卷2）他指出将中央到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收归中央，这就是要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样，宋代统治者便在汉唐封建统治制度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改组、整合和重构，形成具有宋代特色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具体措施：
1． 集中政权。应解决君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
（1）三权分立，削弱相权。
宋初，宋太祖、宋太宗先后制定削弱相权的措施。宋沿唐制，中央设三省六部。但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与朝政”，无甚实权。另“别置中书于禁中，是谓政事堂”，又称都堂，长官为宰相，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为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在宰相之下添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与宰相同议政事”，“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权”（《续通鉴长编》卷14），协助君主处理政事，成为实际的行政宰相，以掌管中书门下宰相应处理的大事。于是，将原三省六部长官排除于国家军政大事决策权之外。因而宰相的行政权被参知政事瓜分，没有皇帝的特别诏令，是不能执掌任何国家大事的。
宋代还把宰相的军权给枢密院、财政权给三司。枢密院是军政办公之地，长官为枢密使，掌管资料、军事情报和调动军队。枢密使是最高国防官，是军事宰相，但手中无兵，故宋人范祖禹说：“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病之重；京师之病总于三帅，（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范祖禹《范太史集》卷26，《论曹诵札子》）三司指盐铁、度支、户部三个部门。盐铁掌“天下山泽之货、关市河渠”以及兵器制造；度支掌天下财政税收；户部掌户口，手工业收入以及军队的衣食。三司共置一个长官为三司使。朝廷称为“计相”，是财政宰相。
因此，北宋将“事无不统”的宰相之行政、军事、财政权三分，因而宰相只剩下有限的权力。当宋朝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的时候，由于权力归粉分散，新的弊端又产生。当时人说：“今中书（政事堂）主民政，枢密议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用兵不已,中书视民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制国之用,职不在中书”。由于分割宰相权力，是非中央权力过分分散，各部门之间互不了解情况，运转不灵，故制定政策时往往脱离实际，产生许多新大问题，是造成北宋积贫积弱大重要原因之一。
(2)地方事权分散
北宋在地方的政权为路、州、（军、监、府）、县三级[军设于军事要冲之地，监设于坑冶、铸钱、牧马、产盐等地区，府设在大城市附近]。路仿唐朝“道”而设，路是实际的权力机构，宋太宗淳化四年（993）为十路，[至道三年（997）为十五路，宋仁宗时为十八路，宋神宗时为二十三路，宋徽宗时为二十六路。]路的长官为“使”。下设四司，一为“漕司”长官为转运使，掌管该路财政大权，并能面谒皇帝报告地方情况。二为“宪司”，长官为提点刑狱使，掌管该路诉讼司法工作，“及举刺官吏之事”（《宋史》卷167《职官志》7）具有监察职能。三为“帅司”，长官为安抚使，掌该路民政、军事，其长官不固定。四为“仓司”长官为提举常平使，主管地方常平仓、义仓及赈灾等事。四司长官各自向皇帝负责。另外，在路又设通判一职，“职掌倅（Cuì，副）贰郡政，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举刺以闻”（《宋史》卷167《职官志》7）因而路使的财政、司法、军事、行政权力也被分散了。
路之下为州（府）、县，长官是“权知军州（府、县）事”，简称“知州”、“知府”、“知县”。削弱其权事的措施有二：其一，削去原节度使的支郡（州、府），使其“直属京师”，称为“强干弱枝之术”；其二，派文臣出任知州、知府、知县。另设各级通判，“事无大小，宜与通判或判官、录事同裁处之”（《 续通鉴长编》卷7）大大削弱和分散知州（府、县）的权力。
这样，地方事权的分散解决了唐末五代由于地方行政、军事、财政权集中而造成藩镇割据的弊端，但同时也产生新的消极影响。
（3）官、职与差遣的分离
这是北宋王朝集中权力，加强专制的措施之一，是其官制独有的特点和施行的统治术。即实行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相分离。“官”名只表官位、秩级和俸禄的高低，无实际意义。宋代“官”的等级多达72级，每3年升一级，是宋统治者收买和吸引官吏为其卖命的诱饵。一些文官带有学士、直馆等头衔，称为“职”，通常不担任相应的馆阁职，仅是荣誉虚衔。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或工作岗位，称为“差遣”，也称“职事官”。通常在担任的“差遣”职事之前加“判、知、权、管勾、提举、提点”等名。正如《宋史。职官志》所言：“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以差遣以治内外之事”。今举一例：“刑部尚书[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差遣]、集贤殿大学士[职]兼枢密使[差遣]晏殊罢为工部尚书 [官]知颖州[差遣]”（《宋会要辑稿》卷106）这样，宋代官制中官、职与差遣的分离，其目的在于控制官吏的权限，使其不能固定掌管某一权利，以便让皇帝能更好地驾驭群臣，但也造成官职官名的复杂混乱，“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宋史》卷161，《职官志》），不便于官员行使其职权，降低了行政效率。同时“官无定员，无定职”，又造成冗官的局面。
2． 收回军权
北宋统治者为避免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局面，收军权于中央。措施如下：
（1）杯酒释兵权与取消一些禁军高级官职。
961年，宋太祖将禁军最高将领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节度使，并取消殿前都点检一职，由赵匡胤亲掌禁军。接着，召集石守信、王审琦等高级将领举行酒会，宋太祖软硬兼施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涑水纪闻》卷1）于是，众人“皆罢军职”（《长编》卷2）。殿前副点检一职也取消。这就是“杯酒释兵权”。改组后禁军领导机构为殿前司和侍卫司，殿前司设殿前都指挥使，侍卫司设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简称“三衙”、“三帅”。他们分统禁军，互不统属。“三衙”主帅和禁军将领都由皇帝任免，只对君主负责。
（2）统兵权和调兵权分离。
三衙三帅分掌京师禁军，有统兵权，只负责禁军的日常管理和训练，并无调兵和发兵之权。调发军队之权在枢密院，但它无统兵权，因此二者权力分离。而且，枢密院调发军队必须“御前画旨，下殿前司，然后可发”，即没有皇帝的命令，任何人无权调动军队。这样，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一则使军权集中于皇帝于皇帝之手，不致大权旁落，二则各方面相互牵制，可防止专权和兵变的发生。
（3）采取“内外相维”（“内外相制”或“守内虚外”）的驻军原则。
宋的军队分四种：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禁军有二十多万，宋太祖将十万禁军驻扎京城，另十万禁军分散各地驻扎。“京师屯十万，足以制外变；外郡屯十万，足以制内患”（王明清《挥尘录余话》）。这样使京城禁军能控制外地驻军，会合外地禁军又能控制京师禁军，达到内外军队互相制衡的目的。这被称为“内外相维”或“内外相制”。而京城禁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处驻军，这反映了宋太祖“守内虚外”的思想。这样，皇帝可牢牢控制全国军队。但我们应看到，各地和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弱小，造成北宋军队既不能有效地抵御辽、西夏等侵扰，又无法应付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这是造成宋代军队积弱的原因之一，为其驻军思想原则的失误，是值得深思和检讨的。
（4）“更戍法”与兵将分离。
宋统治者规定京城内外禁军都必须经常变换和调动屯驻地点。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戍守，而外地驻军也须到京城屯驻，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称为“更戍法”。其目的是“分遣禁旅，戍守边地，率一二年而更，欲使往来道路，足以习劳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劳佚。故将不得专其兵，而兵亦不致骄惰”（《文献通考》卷153）有战事时，将领由皇帝临时委派，士兵则是来自别的兵营。皇帝并亲自制定作战方略，指示将领，甚至授以阵图；兵事完毕，兵即归本兵营，而将还本镇。这样，就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识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长编》卷30），将与兵的分离，使将领不能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威信，也就无法使军队为将领所私有，因而无法与朝廷和君主对抗。但客观上又造成将领不能灵活地指挥军队，而军队又无法领会将领的作战意图，故在对敌作战中不能克敌制胜，是北宋军队积弱的又一个原因。
3． 收回财权。
在中央有三司使掌中央政府的财政大权。对地方财政的处理，964年宋太祖接受宰相赵普的建议：“令诸州自今每岁民租及筦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运京师”（《长编》卷5），即各地租税除留够公费开支外，其余全部有转运使运送京城，有三司的左藏库掌管。“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长编》卷6），造成“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长编》卷34），就把地方的财政权收归中央。
4． 完善和改革科举制度。
宋代的科举间年一举或三年一举，广泛地吸收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每次取进士多至三四百名，诸科八九百人，特别年份达数千甚至上万名。考试实行糊名考试法与誊录试卷法，增加了考试的公正性。另外，实行殿试，使科举的录取之权由皇帝直接掌握。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完善，为宋朝选拔人才，巩固中央集权，都起了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扩大科举名额，使官僚队伍膨胀，增加政府的财政开支和加重人民的负担。
5．北宋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评价
综上所述，北宋政府将行政、军事、财政、用人权收归中央，其积极作用是：（1）促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2）对解决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都起了重要作用；（3）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后来封建国家的统一提供了有益经验。
但是，北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有自身的许多弊端，造成“冗官”、“冗兵”、“冗费”。这样，北宋国力不强，内外战争胜少败多，呈现出“积贫积弱”局面。由此可见，北宋实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虽然起了巩固政权的作用，但对宋代历史的消极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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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中军权。
由皇帝直接统辖禁军，收回禁军统帅权，分割兵权；设立枢密院，有调兵之权但不直接统领军队，而统领军队的将帅却无调兵之权，二者互相牵制，皇帝直接掌握了兵权；
利用更戍法，规定禁军定期更换驻地，而统军的将领并不随军调动，以此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即兵将分离的局面；
实行“守内虚外”的政策，各地方的精壮之士都选入禁军，一半拱卫京师，另一半驻守各地，以达到“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目的。
第二，集中行政权。
在中央，增设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削弱和分割了宰相的权力，实行军政、民政、财政的三权分立，打破宰相“事无不统”的局面，便于皇帝总揽大权；
在地方，主要是派文臣担任知州，以防武人干政，并设通判，监督知州，知州和通判互相牵制，从而削减地方权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第三，集中财权和司法权。
在各路设转运使，规定地方赋税留下一小部分作为地方开支，其余由转运使全部运送中央。这就消除了地方割据的物质基础。同时规定地方司法人员改由中央派文官担任，死刑须报请中央复审核准，这样就把司法权也收归了中央。
由皇帝直接统辖禁军，收回禁军统帅权，分割兵权；设立枢密院，有调兵之权但不直接统领军队，而统领军队的将帅却无调兵之权，二者互相牵制，皇帝直接掌握了兵权；
利用更戍法，规定禁军定期更换驻地，而统军的将领并不随军调动，以此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即兵将分离的局面；
实行“守内虚外”的政策，各地方的精壮之士都选入禁军，一半拱卫京师，另一半驻守各地，以达到“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目的。
第二，集中行政权。
在中央，增设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削弱和分割了宰相的权力，实行军政、民政、财政的三权分立，打破宰相“事无不统”的局面，便于皇帝总揽大权；
在地方，主要是派文臣担任知州，以防武人干政，并设通判，监督知州，知州和通判互相牵制，从而削减地方权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第三，集中财权和司法权。
在各路设转运使，规定地方赋税留下一小部分作为地方开支，其余由转运使全部运送中央。这就消除了地方割据的物质基础。同时规定地方司法人员改由中央派文官担任，死刑须报请中央复审核准，这样就把司法权也收归了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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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建立后，宋太祖为巩固统治，本着“强干弱枝”的指导思想，1解除中央和地方大将的兵权，2使地方行政权和财政权分开，3又在中央组织强大的禁军。这些措施避免了地方分裂的再现，扩大了中央集权，使北宋在政治上出现了稳定的局面，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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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等措施，解除统军大将的兵权和节度使权力，分割宰相权，加强君权，各州设知州和通判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集中财权和司法权，消除了地方割据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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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酒释兵权！老赵深深地感觉到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对中央王朝的威胁，所以上位后大幅度削弱武将职权……撤消节度使对地方的军政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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