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为什么会是四大名著之一?
一、简介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所创作的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的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是吴承恩在50岁左右,也就是1550年左右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他才得以最后完成《西游记》的全部创作。 因此,大致可以推断出,《西游记》是他在1550至1582年,这32年之间创作的。主要描写了唐朝太宗贞观年间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龙马四人保护唐僧西行取经,沿途历经磨难(连同唐僧出生到取经前的磨难共九九八十一难),一路降妖伏魔,化险为夷,最后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大唐西域记》和《大唐慈恩寺法师传》对此事有详细记载)。取材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民间传说。
自《西游记》问世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各式各样的版样层出不穷,明代刊本有六种,清代刊本、抄本也有七种,典籍所记已佚版本十三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大量被译为西文,西渐欧美,已有英、法、德、意、西、世(世界语)、斯(斯瓦希里语)、俄、捷、罗、波、日、朝、越等文种。并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对这部小说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天下所分四大洲:东胜神洲-众仙岛组成的洲,各路散仙云集之地,也是孙悟空的诞生地;南赡部洲-大唐国所在地,唐僧也是由此出发取经;西牛贺洲-西天如来以及众神佛所在之处,佛法昌盛,唐僧取经的目的地;北俱芦洲-最荒凉的洲,无佛法普及,全都是赤身露体的野人。
二、鉴赏
文学特色
《西游记》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最杰出的充满奇思异想的神魔小说。作者吴承恩运用浪漫主义手法,翱翔着无比丰富的想象的翅膀,描绘了一个色彩缤纷、神奇瑰丽的幻想世界,创造了一系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神话故事,成功地塑造了孙悟空这个超凡入圣的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在奇幻世界中曲折地反映出世态人情和世俗情怀,表现了鲜活的人间智慧,具有丰满的现实血肉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西游记》以它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魅力,把读者带进了美丽的艺术殿堂,感受其艺术魅力。
《西游记》的艺术特色,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一是幻,一是趣;而不是一般的幻,是奇幻,不是一般的趣,是奇趣。小说通过大胆丰富的艺术想象,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创造出一个神奇绚丽的神话世界。《西游记》的艺术想象奇特,丰富、大胆,在古今小说作品中罕有其匹的。孙悟空活动的世界近于童话的幻境,十分有趣,而且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稀奇有趣的妖怪,真是千奇百怪,丰富多彩。浪漫的幻想,源于现实生活,在奇幻的描写中折射出世态人情。《西游记》的人物,情节,场面,乃至所用的法宝,武器,都极尽幻化之能事,但却都是凝聚着现实生活的体验而来,都能在奇幻中透出生活气息,折射出世态人情,让读者能够理解,乐于接受。
《西游记》的艺术魅力,除了它的奇异想象,就要数它的趣味了。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西游记》可以说是趣味性和娱乐性最强的一部作品。虽然取经路上尽是险山恶水,妖精魔怪层出不穷,充满刀光剑影,孙悟空的胜利也来之不易,但读者的阅读感受总是轻松的,充满愉悦而一点没有紧张感和沉重感。
《西游记》的奇趣,跟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相辉映。孙悟空豪爽、乐观的喜剧性格;滑稽谐趣却憨厚朴实的猪八戒形象。他们幽默诙谐,机趣横生的对话使文章增色不少。人物的性格常常通过富于谐趣的对话得到生动的表现,这也是《西游记》充满奇趣的又一大特点。在人物描写上将神性、人性和自然性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也是造成《西游记》奇趣的重要原因。所谓神性,就是指形象的幻想性;所谓人性,就是指形象的社会性;所谓自然性,就是指所具有的动物属性。《西游记》展现了一个神化了的动物世界,同时又熔铸进社会生活的内容。
《西游记》张开了幻想的翅膀,驰骋翱翔在美妙的奇思遐想之中,其幻想的思维模式,有着超现实的超前的意识。《西游记》的幻想艺术的确是一份宝贵的思维财富和丰富的艺术财富。《西游记》不仅是中国文学中的一部杰作,而且也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
美学批判
神话思维和权力意识
从文本的基本性质和艺术总体上判断,《西游记》是一部宗教与神话、迷信与魔幻等要素混合的汉族民间文学文本,是一个经历漫长历史时间的集体创作和最后的个体加工的文本形式。它折射出先秦轴心文化式微后华夏哲思的递减式没落和价值大厦坍塌后生活世界的混沌画面和世俗化的享乐图景。对于儒道释三种价值体系的喜剧化的嘲笑和反讽,凸显出中国古代社会的晚期,随着商品经济萌芽和渐次,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和精神信仰的溃灭。《西游记》建构的神话世界,宗教隐喻着对于精神和心理的极权统治,被演绎成为皇权的象征。于是皇权意识和神话思维在宗教化的艺术文本里合乎逻辑地结盟,诞生出一种宗教政治和政治化的宗教模式。
《西游记》呈现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双重极权-皇权和神权,生存主体无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都被牢牢地桎梏,屈服于政权和宗教的二重宰制,在心理结构上集体无意识匍匐于皇帝和佛祖的脚下。显然,《西游记》的文本散发着与生俱来的国民奴性气味。即使是作为反叛偶像的“英雄”最终也不得不拜倒在象征最高统治形式的佛的“法力”之下。
自我异化和游戏主体
黑格尔在《美学》中表达他一贯的美学主张:理想的艺术应该以人为中心。他又强调说:“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8] 显然,《西游记》是神魔妖怪为感性符号而建构的人类形象。然而,由于宗教和迷信意识对于创作主体的宰制,文本所书写的形象呈现主体沉沦和自我异化的审美状态。换言之,《西游记》尽管不乏生动传神的各类形象或意象,然而,显露着一个无法掩饰的艺术事实:人物形象的主体性丧失,人性由于被宗教的压抑而处于沉沦的境域。
在总体上,孙悟空是一个“伪英雄”。既是一个充满游戏精神的可爱英雄,又是一个最终在宗教法力之下表现为怯弱的英雄,成为宗教意识的牺牲品和工具。显然,在被如来佛的魔法镇压之后,孙悟空明显为一个不彻底的英雄和投降的英雄,身体和精神双重地向“佛法”投降。从具体细节考察,孙悟空是一个神话的虚幻英雄,而且是一个不断求援的英雄,是必须借助法术和宝物的英雄,在大闹天宫之后,他的英雄形象不断地褪色。和司马迁《刺客列传》中的英雄相比,后者则是充满历史理性的英雄,呈现悲剧色彩的英雄,也是道德和伦理意义的英雄,洋溢实践理性的斑斓光辉,因而是真实的和可敬的英雄。比较之下,孙悟空只能是可爱而不可敬的虚假英雄。
混合的母题结构和循环的叙事策略
作为一部神话小说,《西游记》包含的母题丰富而宽泛,诸如反抗母题、取经母题、游历母题、冒险母题、受难母题、性禁忌母题、修成正果的母题等。新批评的代表人物韦勒克、沃伦认为:“从文学理论看,神话中的重要母题可能是社会的或自然的(或非自然的,或非理性的)意象或画面、原型的或关于宇宙的叙述或故事、对我们永恒的理想中某一时期的事件的一种再现,这种再现是纲领性的,或者是带着末世情调的,或是神秘的。” 《西游记》的母题涉及自然、社会、历史、政治、神话、宗教多种领域和对象,它展现一幅生动多姿的历史风俗画,一定程度上呈现人类的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理性倾向。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是不完整、不纯粹和不彻底的,甚至是破碎的和含混的,有时表现出内在的困惑和矛盾,严重地削弱了小说文本的哲学意义和思想魅力。
三、成就和影响
文学成就
中国古典小说中,《西游记》的内容最为庞杂。它融合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和内容,既让佛、道两教的仙人们同时登场表演,又在神佛的世界里注入了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态,有时还插进几句儒家的至理名言,使它显得亦庄亦谐,妙趣横生使该书赢得了各种文化层次的读者的爱好。《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书中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判巧妙地结合的特点直接影响着讽刺小说的发展。所以说《西游记》是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
社会影响
自《西游记》之后,明代出现了写作神魔小说的高潮。有朱星祚的《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邓志谟的《铁树记》、《飞剑记》、《咒枣记》、许仲琳的《封神演义》等。《西游记》对戏曲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清代宫廷大剧《升平宝筏》是西游记,十本,240 出。《西游记》不但有续作、仿作,对后世的小说、戏曲、宝卷、民俗都产生影响,清朝子弟书里都有《西游记》的鼓词,可见影响之大。
《西游记》也备受西方人士的关注,译介较为及时。19 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泰奥多·帕维把《西游记》中的第 9 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和第 10 回(“游地府太宗还魂,进瓜果刘全续配”)译成法文。第 9 回译文题名为《三藏和尚江中得救》,第 10 回译文标题为《龙王的传说:佛教的故事》。译文皆刊于巴黎出版的《亚洲杂志》(亦称《亚洲学报》,由亚细亚学会主办)。1912 年法国学者莫朗编译的《中国文学选》一书出版,收录了《西游记》第 10、11、12 三回的译文。12 年后,即 1924 年,莫朗译成《西游记》百回选译本,取名《猴与猪:神魔历险记》,当年在巴黎出版。这是出现最早的较为系统的《西游记》法文译本。
综上所述,必然就是四大名著了。
要知道,不管是“四大奇书”还是“四大名著”,《西游记》都占了一席之地、从古至今受到那么多文人大家的推崇,这足以说明《西游记》的价值,除非那些家伙都是吃干饭的。所以《西游记》能和《红楼梦》比肩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任何必要去怀疑。
好了,不废话了,能把《西游记》说清楚的绝对是大师,可惜我不是(废话,哪个大师吃饱了撑的上这儿来混啊?呵呵),就回答一下你那两个具体问题吧——皮毛之见而已,说错了别骂。
《西游记》的宗教关系其实一点都不混乱。
从史实上来看,佛教是古印度人在公元前五世纪创立的宗教,早在周朝就已经传入我国、东汉时正式传入;道教是我国东汉时期的张道陵所创(注意不是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和道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不过张道陵硬把老子奉为太上老君、硬把《道德经》当做道教经典罢了),从起源上来看这两个宗教确实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呢,佛教传入我国之后受了中原文化的极大影响(比如光头是不问世事的,但是国产光头却在儒家的影响下入世,还组织了僧兵参与军队作战),所以本土的秃驴和牛鼻子有共同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自古就有“老子化胡”的传说、《西游记》里的一个重要细节(至少我认为很重要,而且是至关重要)也提到“化胡为佛”,这说的是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之后以道家思想点化阿三,于是阿三在道家的基础上派生出了佛教,所以佛教是道教的分支、如来是老君的门人,所以也就有了“道佛同源”一说。
明白了吧?真实的老子和悉达多八竿子打不着边,但我国神话传说里的太上老君却是如来的祖师爷,而且《西游记》里就认可了这一点,那么神佛一起开个联欢会就没什么好奇怪得了,玉帝在危难的时候下旨召如来救驾也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一点都不混乱。
孙猴子的实力从来就是一塌糊涂,不存在“忽高忽低”的问题。
楼主所谓的“忽高”大概是指孙猴子大闹龙宫、地府又一路打上凌霄殿,弄得道教天庭鸡飞狗跳,而“忽低”应该是说孙猴子在取经路上一直磕磕碰碰吧?
没错,猴子打神仙几乎战无不胜、打妖怪几乎战无不败,这看起来好像是有点前后悬殊的感觉,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稍微留心一垫就不难发现,猴子在闹天宫时的手段和在取经路上没有什么区别,无非是有把子力气、善变化、跑得快而已。但是自身的能力在这两个阶段又有所不同,猴子在闹天宫时只是个单枪匹马的石猴,但是在取经路上却是有六丁六甲等众神在暗中庇护的金猴,而且有了观音送的救命毫毛。
那为什么猴子要靠神仙的帮助才能收拾妖怪、却又能轻而易举的收拾天宫诸神呢?妖怪制服猴子时大多用了神仙的法宝(都是偷来的),那神仙们当初为什么不用法宝灭了猴子却要干等着挨打呢?很明显,猫腻!
猴子的来头可大了,很多人都认为他只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野物,一没背景二没靠山,实实在在的一个无产阶级。但实际上孕育他的那块石头可了不得了,上面有九孔八窍、按道教的九宫八卦来排列(这个在电视剧上是没有的),这说明猴子和某位神仙是有极深渊源的(我个人有种无聊的想法:搞不好猴子是那位神仙的私生子)。
这个神仙是谁呢?如果诸神确实是因为忌讳猴子的后台老板才不敢对猴子下手,那么这位神仙就应该是地位极高、权利和法力极大的尊神了。玉皇大帝?肯定不是,玉帝可以轻易治住猴子(去看凤仙郡求雨的事),却在被猴子弄得受惊(受惊而已,没钻桌子)的时候也不敢出手;如来佛祖?更不是,《西游记》里如来的地位还不如玉帝,他老人家第一次出场就是奉了玉帝的圣旨来救驾的。
所以,猴子的后台老板就只可能是老君一人了——从道教的排位来看,玉帝是六御之一,头上还有三清(道教最高神),而三清之中的元始和灵宝都没有在《西游记》里出现过,所以《西游记》里的道教最高神其实只有太上老君一位;从“道佛同源”的观点来看,老君是如来的师傅,老君实际上又是佛教的最高神。
老君是孙猴子的后台,这就真是“通天的关系”了,所以任何人都是不敢动猴子的,所以猴子才能在天宫一路通行无阻。
其他还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猴子和老君的关系极不一般,但是这里就不再占更多篇幅了(其实是累啊,我累啊,爪子都酸了),楼主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我给其他朋友的回答,绝对原创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80707040.html
说来说去啊,《西游记》是一部很黑暗的小说,但是被老吴设计的几乎毫无破绽、只有细心去看才能一层层的拨开(有人说《西游记》是“字字隐诀”嘛),煞费苦心写出来的神作被当成是启蒙读物就太冤枉了,楼主觉得呢?
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确如此。 通过《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如在孙悟空的形象创造上,就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孙悟空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奋起金箍棒,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无畏气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又如取经路上遇到的那些妖魔,或是自然灾难的幻化,或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他们的贪婪、凶残、阴险和狡诈,也正是封建社会里的黑暗势力的特点。不仅如此,玉皇大帝统治的天宫、如来佛祖管辖的西方极乐世界,也都浓浓地涂上了人间社会的色彩。而作者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也颇可玩味,在《西游记》中,简直找不出一个称职的皇帝;至于昏聩无能的玉皇大帝、宠信妖怪的车迟国国王、要将小儿心肝当药引子的比丘国国王,则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对这些形象的刻画,即使是信手拈来,也无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西游记》不仅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西游记》艺术宫殿。《西游记》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有着大英雄的不凡气度,也有爱听恭维话的缺点。他机智勇敢又诙谐好闹。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斗。与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响了“齐天大圣”的美名;与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决不放过一个妖魔,如意金箍棒下决不对妖魔留情;与一切困难敢斗,决不退却低头。这就是孙悟空,一个光彩夺目的神话英雄。说到猪八戒,他的本事比孙悟空可差远了,更谈不上什么光辉高大,但这个形象同样刻画得非常好。 猪八戒是一个喜剧形象,他憨厚老实,有力气,也敢与妖魔作斗争,是孙悟空第一得力助手。但他又满身毛病,如好吃,好占小便宜,好女色,怕困难,常常要打退堂鼓,心里老想着高老庄的媳妇;他有时爱撒个谎,可笨嘴拙腮的又说不圆;他还时不时地挑拨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空吃点苦头;他甚至还藏了点私房钱,塞在耳朵里。他的毛病实在多,这正是小私有者的恶习。作者对猪八戒缺点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善意的。他并不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因此人们并不厌恶猪八戒,相反却感到十分真实可爱。唐僧的形象写得也不错,但比起孙悟空、猪八戒来,则要逊色得多。沙僧更是缺少鲜明的性格特点,这不能不说是《西游记》的缺憾。尽管如此,《西游记》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仍是十分惊人的,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形象,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艺术丰碑。 而且,这里的人物也给现代管理学带来很多值得参考的价值。
《西游记》成书于16世纪明朝中叶,自问世以来在中国及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中国,乃至亚洲部分地区西游记家喻户晓,其中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僧等人物和“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火焰山”等故事尤其为人熟悉。几百年以来,西游记被改编成了各种地方戏曲,及电影、电视剧、动画片、漫画,版本繁多。在日本等亚洲国家也出现了以孙悟空为主角的文艺作品,样式众多,数量惊人。关于西游记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明朝的吴承恩。
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吴承恩也正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伟大大文学巨著。
《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确如此。通过《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如在孙悟空的形象创造上,就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孙悟空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奋起金箍棒,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无畏气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又如取经路上遇到的那些妖魔,或是自然灾难的幻化,或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他们的贪婪、凶残、阴险和狡诈,也正是封建社会里的黑暗势力的特点。不仅如此,玉皇大帝统治的天宫、如来佛祖管辖的西方极乐世界,也都浓浓地涂上了人间社会的色彩。也而作者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也颇可玩味,在《西游记》中,简直找不出一个称职的皇帝;至于昏聩无能的玉皇大帝、宠信妖怪的车迟国国王、要将小儿心肝当药引子的比丘国国王,则不是昏君就是暴君。玉皇大帝手下十万天兵天将,竟然抵不过孙猴子一条金箍棒,而让真正的贤才去当不入流的马夫,其统治之昏暗,虚弱,不言而喻。如来佛祖所创佛教,僧人自然不能以钱财所迷,可是佛祖竟然默许手下人收取贿赂,而《西游记》一路上妖魔鬼怪,多与神佛有瓜葛,如青牛精是太上老君坐骑,金银角大王是太上老君的童子,狮驼岭三魔王均与文殊,普贤菩萨甚至如来佛祖有关系,这反映封建社会官官相护的黑暗情景。
《西游记》不仅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 《西游记》艺术宫殿。《西游记》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 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形象,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艺术丰碑。而且,这里的人物也给现代管理学带来很多值得参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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