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朝会有那么多的“奴才”？
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奴才”一词似乎比“臣”更卑贱。“奴才”往往指的是一种主仆关系，而“臣”则是一种君臣关系。但查过史实之后，“奴才”比“臣”更卑贱这种说法却是不成立的。
据史记载，在清朝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资格自称“奴才”，只有八旗的旗人才有资格，即是满族人才能自称为“奴才”，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汉臣想自称“奴才”是没有资格，而在清朝统治者的眼中，满族旗人的地位在汉人之上，所以“奴才”比“臣”更卑贱这种说法却是不成立的。那么，无论旗人还是汉人都自称为“奴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从史料中记载中发现，
“奴才”一词为满语“阿哈”(aha)的音译，阿哈即奴才、奴仆之意。满清在入主中原之前还是奴隶制社会，其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就是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关系，即阿哈与主人之间的关系。而满清实行的八旗制度，其实质就是一种奴隶制。
满族旗人中的旗下家仆、旗下家人、八旗户下人、八旗户下家奴、随旗人等，是八旗制度中整体地位最低的群体，而外八旗人和包衣人均拥有数量不等的旗下家奴，但外八旗人和包衣人其身份依然为家奴。所谓的外八旗人即是正户，为正身旗人;包衣即是皇室、王公贵戚的家臣;而旗下家奴则隶属于一般的正身旗人，属于贱民，没有独立的户籍。其实不管是包衣还是旗下家奴，虽然身份有高低，但作为奴隶的本质是一致的，一朝为奴世代为奴。
所以无论是外八旗人还是包衣人，在自己的主人面前都自称“奴才”，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更觉有面子、有亲近感，怪不怪哉?在这里，“奴才”是一种奴隶制度下的人身依附关系。
在这里谈一谈汉语中的“臣”的四种变化：
1、，在最早时是指男性的奴隶，如在甲骨文中，“臣”的形状好像一个人被束缚起来，即“俘虏”之意。《尚书正义》注中曰：“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章太炎先生研究得出结论称：“臣本俘虏及罪人，给事为奴，故象屈服之形。”所以在最初的时候也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也即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
2、君主时代的官吏。
春秋战国以后，奴隶制趋向解体，封建社会制度下的官僚制逐渐兴起，“臣”也有了独立的含义，引伸为君主治理国家的官僚。正如《礼记·礼运》曰：“仕于公曰臣。”《说文解字》言：“臣，事君者也。”
3、官史对君主的自称。
在儒家思想当中，孔子与孟子认为君臣关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君臣各有职责。孔子认为“君使臣以礼，世事君以忠。”孟子更一步说到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关于君臣关系的认知，是和他的“民贵君轻思想相联系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经过儒家的解释，原本属于奴隶主的主奴关系已经变成儒家思想世界中的平等的君臣关系。
4、古人以臣作为谦称。
在宋代，君与臣关系才更倾向于孟子所述的君臣关系，正如文彦博所言“与士大夫共天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是自觉体现。
到了明清时期，君臣关系恶化到极点，与主奴关系无异。明朝沿袭了元代时大臣向皇帝跪拜的制度。《大明会典》记述:君臣议政之时，“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皇帝赏赐大臣，大臣必须在御前跪受赐物，然后五拜叩头。三拜九叩头的大礼到此时也成为常见的礼仪了。
清朝继承明制，皇帝与大臣议政，或是御门听政，或是便殿召对，都是臣向君跪，大臣持本章至本案前跪放，起立归班“入班首，跪，口奏某事几件”。内阁大学士、学士也是“依班次跪”，皇帝降旨宣答，“大学士等承旨讫，兴，由东阶降”。御门听政，大臣们是跪在硬地上，而且“动辄逾刻”，甚至一跪就跪上几个小时，年迈大臣实在不堪其苦。此时的皇帝，与汉代对三公宰辅起立相迎的皇帝相比，在礼待大臣的观念上已有天壤之别!
乾隆皇帝曾言：“盖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属一体，朕从不稍存歧视。不过书臣觉字面冠冕耳。除非称奴才即为亲近，而尽敬称臣即为自疏而失礼也。”乾隆此意本是为了想要表明自己对于满汉一视同仁，并不存在歧视之意，但越描越黑，背后还是折射出称“奴才”显得更亲近。
君主要求旗人自称“奴才”，即是表明旗人与自己是一种“你属于我”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恬不知耻的汉人竟以此为荣，也是想借此表明心迹：自己也是皇帝的奴仆，效忠于皇帝。这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宋代士大夫那里是不可想象的，即便皇帝干了一件不符合儒家要求的事情都要谏诤，更何况要求臣子以“主奴关系”自况呢?皇帝胆敢有如此要求，大臣定当以头抢地尔!
明清时期，封建社会的君主制发展到顶峰，古代儒家所主张的君臣关系不复存在，已变相为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了，已毫无人格尊严可言。到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乾隆以后，自称“臣”还是自称“奴才”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其本质都是奴才，不得不感叹社会在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