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写小说时，下笔为何会那么绝情？
- 张爱玲童年的时候见多了刻薄的场景。
- 张爱玲的家人对她不是很疼爱，她将内心的不顺用文字表示出来。
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她的小说世界充满了悲剧感，荒诞并且畸形，其笔下人性的自私、冷漠、虚伪、变态一览无遗；爱的虚假、生命的残酷与悲凉处处可见。每个角色都生活在荒凉和黑暗中，不管如何挣扎，都逃不出时代的梦魇。
是什么原因，让这个旧贵族的最后一个代言人，下笔如此绝情？
01
张爱玲的家族就是一个小小的“清朝”，祖父是满清的大臣，祖母是晚清名臣李鸿章的女儿。他们留着辫子、纳妾、抽鸦片、捧名伶、赌博、莳花养鸟，游闲地品咂昔日的容光。
她的父亲有旧式的文化教养，西方文化似乎未对他发生过影响，他有一切遗少的恶习，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养姨太太、赌博、逛堂子，无所不为。
她的母亲虽出生于传统世家，却受西方思想影响，又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因而对男女不平等及旧贵族的恶习深恶痛绝，对丈夫的堕落无法容忍。
父母的争吵伴随着她的童年：“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
长时期的矛盾与对立后，张爱玲的母亲在三十岁时扔下两个孩子，远涉重洋到英国留学。
这一年张爱玲只有四岁，稚气未开，母亲一走了之，母爱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她生活在一个已是残破不全的家庭中，成天由保姆带着在院子里，或者到公园、亲戚家玩。
这段时间，张爱玲姐弟最快乐的事，是母亲从英国寄衣服和玩具回来。但来自遥远异国的礼物，无法替代母爱，只能聊以寄托一点情思。
她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物质生活虽然富足，但缺少了情感的滋润。母亲远走高飞，让她有了对母亲“罗曼蒂克”的爱，却又对母亲产生了生疏感。
四年之后，她母亲回国，领她出去，穿过马路时偶尔拉住她的手，她便感到“一种生疏的刺激性”。
爱，有时候就是一种回忆，但回忆需要故事来充实。
母亲回国后的一段时间，是张爱玲童年家庭生活最幸福的一个时期，她跟着母亲学画画，学钢琴、学英语，她把家里的一切都看作是“美的顶巅”。
在母亲的坚持下，十岁的她，被送去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插班入学。
母亲终于给了童年的张爱玲一些可供回忆的爱，以至于十几年后，张爱玲在散文中写到那段生活时，一往情深：她之所以没有更换这个她认为“恶俗不堪”的名字，也是为了纪念她母亲送她上学时“取名字的时候的那一点回忆” 。
但是这段幸福的生活，对成长中的张爱玲来说既是开始又是尾声，而且过于短暂了，只有两年时间，期间还伴随着父母越来越激烈的争吵。
她父亲未能遵守“戒除鸦片”的诺言，又想榨尽她母亲的钱，使其想走也走不成。她的母亲回国想挽救婚姻的愿望落空，父母终于离婚。
不久，她的母亲再度漂洋过海，寻找自己的自由去了。张爱玲和她的弟弟被扔在了父亲那个死气沉沉的家里。之后，又在继母治下生活，受尽委屈。
张爱玲就在父母的争吵、分离、复合、离婚的过程中，走完了她的童年、少年时期。
02
父母离婚，母亲再次远走国外，似乎没有给张爱玲带来多大变化。但母亲的短暂出现，把另一种生活方式，另一种“家”的概念推到了她的面前。
母亲的生活方式及文化教养都是张爱玲向往的，母亲生活的家，在她看来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
对父亲在一起生活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
对母亲的生活方式与家的理想化，让张爱玲无法认同在父亲家的生活，尤其是父亲再婚，继母进家以后，张爱玲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
张爱玲的中学生活是孤独的，她向往的母亲已远去法国，她也过早地被家庭放逐，虽然此时她还未彻底失落于家庭，但她与家庭的联系已是脆弱不堪。
长期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父亲实际上成为关注她成长的唯一的亲人，尽管他的方式是女儿不能接受的，但毕竟在履行着他的义务与责任，也留下了许多亲情的回忆。
父亲发现了她的文学才华，鼓励她学做古诗，为她童年戏写的《摩登红楼梦》代拟回目，他以旧式的教养来欣赏和培养女儿。
但是，一场激烈的冲突过后，她永远逃离了父亲……
中学毕业，她的母亲从国外归来，本想与她父亲面谈张爱玲出国留学的事，但她的父亲避而不见。
无奈之下，张爱玲直接向其父亲提出，张爱玲事后在《流言》这本散文集里回忆说：
“我把事情弄得更糟，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
她父亲不能忍受“多少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边。”
他因而大发脾气，继母也在一旁用极刻薄的语言挖苦嘲讽了张爱玲母女。留学的事被搁了下来。
后因与继母发生冲突，张爱玲遭到父亲一顿拳足交加的毒打，父亲扬言要用手抢打死她。之后又被关在家里半年多，病了也不让请医生，差点死去。
这一次的不幸遭遇，是张爱玲生平以来，最激烈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她不仅对赖以生存的家庭和亲人产生了绝然的感情，对自己的生命意义也产生了疑问：
“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在半年病卧床上又得不到医治的时间里，张爱玲对生命的暗淡与苍凉有了切实的体验， 她断绝了她与父亲之间的最后亲情，逃离父亲，到母亲那里去。
几年以后她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流露笔端：
“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寞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
以后她再也没有回过父亲的家，她从此失落于父亲的家，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她从此失去了父亲。
怀着喜悦的心情，她奔向母亲，奔向新的生活方式，她就要和心仪已久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了，那是她多年来向往的天地，也是她作为一个未成年少女最后的亲情，最后的依托。
而母亲给予她的是什么呢？
03
张爱玲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太有限了，四岁以前没有什么印象，能记起的只有八岁以后那两年多的美好时光。
在张爱玲早年人生道路上的几次关键性决择上，她的母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她的母亲“象拐卖人口一样”把她送进了西式学堂，又是她的母亲鼓动她出国留学。
母亲对她来说，却像是遥远的梦，一次又一次地不期而至，又飘然而逝。在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时期，母亲给予她片刻的温暖又将她扔进黑沉沉的寒夜。
母亲的教养与生活方式诱惑着她。在孤独与寂寞中，幼稚的张爱玲美化母亲，美化将要与母亲在一起的生活，而美化了的期待很快给她带来失望，张爱玲在与母亲的相处中，又一次被推入了失落的深渊。
未逃出父亲家之前，她的母亲秘密传话给她“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也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
淡漠的情感实际上已表达出了对受难中的女儿的拒绝。
张爱玲因此而“痛苦了许久”，也是在做出“理性”的选择后，才逃离父亲奔向母亲的，她后来说“这样的出走没有一点慷慨激昂，我们的时代本来不是罗曼蒂克的。”
张爱玲投奔母亲后，被要求以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要在极窘迫的处境中仍要学做“淑女”，她要接受的训练包括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照镜子研究面部的神态……
张爱玲在这一系列刻板细致的规范下，感到了自己的无能。
她的母亲显然没有自省女儿没能按她的标准成长与发展，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却在以她的言行表现出，对女儿做不成“淑女”的不耐烦和失望。
“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处处受痛苦’ 。”
张爱玲从小由仆人带大，缺乏正常的家庭教育，因而丧失了料理日常生活的部分能力，在日生活里显得很笨拙。
但在文学的世界里，她的天性得到了自由发展。三岁背唐诗，七岁即写小说，在文学上的天赋，受到包括她父亲在内的许多人的赞赏。
她的母亲对其文学天赋却视而不见，漠视其创作才华。也许她认为写作只有成为“淑女”教养的一部分才有意义，她从未在文学创作方面给过女儿鼓励。
她以自己作为范本，昭示着女儿的“无能”、“宁愿看你死”的话宣告了女儿的毫无价值，摧毁着她生存中仅有的自信。
在母亲严厉刻板的目光审视下，张爱玲因写作的成功而建立起来的自信心被摧毁，在孤独的清高中，有了浓重的自卑感。
“我等于一个废物”，她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近似的意思：“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出惊人的愚笨。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
刻板的“两年培训”失败了，她的性格更趋风内倾，更趋敏感，更加走向自我封闭。
情感的淡漠，使女儿万般无奈下投奔母亲，却成为母亲无可奈何的负担。对母亲幻想中的爱，终于轰塌，也轰毁了张爱玲少女时代残存的最后一点亲情，最后一点希望。
《曹七巧》话剧剧照
张爱玲的笔下，从未歌颂过“母爱”，相反，却塑造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那自私、阴鸳、狠毒的“母亲”形象。
她对亲生母亲的爱被现实的冷漠的母女关系轰毁，继母又曾与父亲一道虐待她，这样造成的心理创伤尤为深痛。
“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
这是张爱玲逃离父亲，又失望于母亲的最后感受，是一个未成年少女的惶惑与孤独。
04
父母长期不合，争吵、分开，终至离异。
带着鄙视与愤恨，她逃离父亲，也就把自己从父亲的家永远地放逐出去了，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回过父亲的家。
怀抱一线希望投奔母亲，却被琐屑的难堪撕碎了对母亲的爱，她走不进母亲的情感，也走不进母亲的家，她成了“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的“家庭的失落者”。
人伦的亲情连同父慈母爱的“家”的观念一起被摧毁, 寂寞一生的张爱玲，没有过真正的家, 孤独与寂寞才是她的家。
“失落者”的阴影，不自觉地左右着对她外部世界的感受态度，形成她封闭的生活圈子，对周围“危机四伏”的状况，对人性中的“ 恶”，她比别人更敏感。
她带着一颗损伤的心灵，被孤零零地抛到人世间，在茫茫人海中去寻找自己的生存位置时，将笼罩在内心的家庭生活中的阴影，投射到她的小说世界。
我们常惊叹张爱玲下笔不凡，在《传奇》中对人性的理解如此深刻、冷酷，道别人所未道。
在小说世界里，她以“人世挑剔者”的眼光，无情地剖析着人性的丑恶，她写的是软弱的凡人，不是英雄，不是完人，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一些时代的失落者，他们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仍就为旧的生活方式将自己封闭着，注定会被时代抛弃。
如果没有家族的失落，以及动荡社会的沉落感对她的影响，还很难说她笔下的角色，特别是女性都会是以悲剧收场；也许, 她对历史文明的认识又当别论，奈何，她所处的家族和时代成全了一个失落者，孕育了一个下笔最是绝情的张爱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