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仲淹与包拯的经历中能看出什么王安石变法的必要性？
一提起北宋，大多数人印象深刻的，无非是确实繁荣的经济，常挨蛮夷揍的“怂包”，以及名人辈出的朝政故事。
尤其是宋仁宗在位四十年间，经济繁荣、社会安定，那些青史留名的“牛人”们，更是像韭菜一样一茬又一茬地冒出来。忽略掉外交上的“怂”气，大宋朝关上国门，依旧是繁荣的太平盛世。明朝冯梦龙小说《拗相公饮恨半山堂》称王安石为“拗相公”，又说“自从拗相公当权，创立新法，伤财害民，户口逃散”，认为正是因为王安石变法，才让原本“好好的”大宋突然开始走下坡路。
那么，作为“千古争议”第一人的王安石，在当时的环境下，他的变法，到底救了大宋还是毁了大宋呢？其实，宋仁宗在位的“繁荣时代”里，有两位顶级名臣的“风光时刻”，就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
一、北宋表面繁荣、实则积贫积弱
第一位顶级名臣，就是《岳阳楼记》的作者，也是说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千古名句的范仲淹。
范仲淹有一次在杭州赈灾，作为朝廷负责人的他，非但没有想办法救灾，反而故意哄抬米价，将物价大幅提高，而且把杭州官府的钱都拿出来，在当地“大搞特搞”各种娱乐活动。面对这种行为，广大人民无法理解，都在谩骂，骂他劳民伤财，骂他搞得整个杭州鸡犬不宁。可是没过多久，那些人们就惊呆了：因为范仲淹这一系列举动，没花国家一粒米，就这样把灾给赈好了。
其实从今天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不难理解，范仲淹的这些举动是靠消费来拉动内需，通过娱乐项目来增加就业，以工代赈来恢复大宋朝经济。但是在当时的封建社会，经济学没这么发达，难以理解是正常的事儿，但范仲淹能想到并做到，实属不易。
看到这里，也许你会很疑惑，那时候大宋朝不是经济繁荣吗，按说赈灾钱财是足够的，何必绕这么大圈子，搞这一套那么复杂呢？
可实际上，面对当时闹灾荒的情况，即便是身为朝廷大吏、坐拥富庶杭州的范仲淹，他也没办法，从朝廷拿出足够赈灾的钱财来。表面上大宋朝风光无限，实际国家政治管理是有问题的——由于官员太多、干活太少，长时间官员腐败，人浮于事，导致政策、制度和钱粮混乱的混乱，欠缺的欠缺。
北宋时的粮食赈济，就是有名的常平仓制度，在任何一个有实力的朝代，常平仓制度运行得好，平时就有大量的粮食储备，出现个饥荒灾荒，朝廷也根本没在怕的。可是，这时候由于管理混乱，常平仓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没得到正常贯彻，没做好平时的粮食存储工作。再者，纵然宋朝明令禁止挪用常平仓钱粮，但仍存在严重挪用的情况，极大程度影响常平仓功能的有效发挥。
由此一来，北宋的粮仓，经年累月就成了空壳子，表面看似乎很厉害，实际上经不住考验。而范仲淹“智慧赈灾”的背后，就是宋王朝越发严重的粮食危机。
而比起这粮食危机来，另一位北宋名臣包拯，即野史里赫赫有名的“包青天”，却上演了另一个“高光时刻”。
二、横征暴敛，农民起义频发
当时的“包青天”，所担任的职责是三司使，换句话说，也就是宋朝的“会计”，负责“管钱”的工作。
“管钱”有条有理的包拯，面对工作也从来都不含糊。由于国家面临着严重的“三冗”问题，国家财政也越来越捉襟见肘，包拯就很负责任地做过一次统计，然后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大致内容就是说明，当朝官员的数量实在是多，相比40年前增长了三倍多，这样一来，政府养官的开支也随之增加，将近翻了一倍，但同时：财政收入也比40年增加了两倍还要多！明明没有创收，还多了三倍的官员要养，那么这些增加的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呢？
包拯的原话就给出了答案：“祖宗之世，所输之税，只纳本色；自后以矣用度日广，所纳并从折变，重率暴敛，日甚一日，何穷之有！”这也就是说，宋仁宗时代的“表面”繁荣，绝大部分是依靠对百姓的横征暴敛得以维持的。
那么，包拯所言到底是“一面之词”，还是一语中的呢？看一下当时的严苛税赋就明白了。首先，北宋田赋制度沿袭了唐中期的“两税法”，征收土地税，分夏秋一年两次；一般一次征收一斗谷物，部分地区每亩每年纳税三斗；这是征收农民的征税。
此外，宋朝还继承了唐末五代的绝大部分杂税，除了两税，还有丁口税和各种杂税附加税。杂税简直多如牛毛，囊括了牛皮、盐、曲（酿酒所用）等税收。百姓造就酿酒都要交税，就连耕地的牛死后，牛皮都不允许农民私自买卖，反而要求上交官府，官府只付很少的钱聊以抚慰。更可恨的是，对于农民来说如同生命般重要的农具，也要征税——农具税，历代开明君主都意识到这条不合理，也曾或减或免，而宋朝却依旧需要纳税，而且根据具体情况征收。
上面这些还远远不够。针对棉帛和粮食生产，大宋朝还采取“和买”“合籴”政策，最初是官府征购，以钱换物，后来逐渐猖狂，发展为“官不给钱而白取之”。再后来，这一项就成了税户的严重负担。此外，还有头子钱，原本类似一种官民银钱出纳的“手续费”，后来也变了性质，成了农民天赋征税的额外税费。
除了严苛的税赋外，北宋还沿用前朝的“支移”和“折变”来盘剥农民，支移就是以军事急需为借口，强迫北方农民缴纳谷物到沿边城镇；折变是指，官府借口需要，命令农民缴纳指定物资或现钱。这样一来，就更便利了贪污腐败，也更加重了农民的沉重负担。而原本就存在的“徭役”制度，在此基础上也更是变本加厉，全部都由贫苦农民来承担。这些全部加起来，甚至可以说，简直不给贫苦农民“留活路”啊。
所以在这样的恶劣生存环境下，最底层的农民们第一个表示不愿意，纷纷揭竿而起。宋仁宗统治四十年里，据统计，北宋农民起义高达四十多次。如果不采取变法改革之类的措施，改变一下当时的社会现状，大宋朝的江山恐怕早就白白葬送掉了。
三、王安石变法失败？非也
自古以来，明君都是靠实力来轻徭役、减税赋，只有暴君、昏君才会横征暴敛，大兴土木。然而宋仁宗又实在是渴望朝着明君方向发展，面对这样的时局环境，变法改革似乎已成必然的趋势。
正如上面所提到，大宋横征暴敛、农民负担极重，而国库又几乎空空如也。根据史料记载，到了宋神宗登基后，他向主管财政的三司使问到“国用”，才知道国库其实什么都没有，“百年之积，惟存空簿”，最后只剩下一堆档案账本。
于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王安石勇敢站出来，提出自己一系列的变法改革政策，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为目的，变法政策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很大程度上改变北宋积贫积弱局面，带来极大成效。
面对王安石变法，后人众说纷纭。有人说王安石变法是失败的，可是这种观点，我却实在不敢苟同。
虽然在王安石生前，对他变法的反动声音很大，但当他去世后，变法的效果真的展现出来，过去那些否定他的人都渐渐明白，王安石改革与变法的苦心，并认可了他变法的成果。例如，当时强烈反对王安石变革的，有中书舍人范百禄，还有两代有名师臣吕公著，以及最具权威性的苏轼。在后期，他们甚至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和推崇者。
不可不说的是苏轼。同样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当年正因为苏轼说了几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话，闹出“乌台诗案”，他差点被害得家破人亡，按理说他应该比谁都仇恨王安石变法才对。可是，苏轼却这样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
因为，这些因反对变法而被贬的人，在从朝堂贬到民间后，却亲眼看到了变法富国强兵的成果。且不谈变法期间，北宋“满血复活”的军事实力，与对西夏战争的战果；就说一下最基本的经济，就能明显看出一二。
史料记载，元祐元年，也就是公元1086年，三司大臣毕仲游在《上门下侍郎司马温公书》中说：“各路受纳的常平、免疫、坊场、河渡等钱粮，有数千万贯，如果全部收归户部做经费足够支用二十年”，而且“三司每年的财政总收入，一半为盈余”，从毕仲游向当时宰相司马光汇报财政工作时，就可以看出变法改革取得的显著成效的。
而非常讽刺的是，在旧党废除王安石新法后没有几年，神宗之母高太后去世时，大宋朝“帑禀日益困，农民日益贫，商贾不行”，再度恢复贫穷的状态，而这个过程，还不到六年时间。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的文学名气响当当的。而作为一名政治改革家，历史理应为他留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政治变法改革方面，他也有着不可磨灭的成就与业绩。虽然王安石有争议，但这些实实在在的历史片段，见证的却是他毫无争议的，富国强兵的苦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