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的广州人是怎么穿衣的？有什么美食吗？
广州人怎样食与饮？
谁都知道，吃是广州人的头等大事，“食得系福”,“辛苦揾嚟自在食”，辛辛苦苦挣钱，就是为了吃得快活，哪怕是布衣疏食，一箪一瓢，也决不马虎。孔子提出十不食，追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境界，对中国的饮食文化，影响很大。而广州人则把孔子的美食观，发挥到了极致。
粤菜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料五花八门，无所不包，飞潜动植皆可口，蛇虫鼠鳖任烹调。南宋人周去非说：广州人“不问鸟兽虫蛇，无不食之”。明代的《五杂俎》说得更具体：“南人口食，可谓不择之甚。岭南蚁卵、蚺蛇，皆为珍膳，水鸭、虾蟆，其实一类……又有泥笋者，全类蚯蚓。扩而充之，天下殆无不可食之物。”
唐代天下承平，广州人追求饮食的热忱，越发显露出来了。对广州女子来说，学厨艺比学女红更重要，会做菜就是“大好女”。唐人房千里说：“岭南无问贫富之家，教女不以针缕纺织为功，但躬庖厨勤刀机而已。善醯醢菹者，得为大好女矣。”能否烹得一手好菜，甚至成为嫁女的条件之一。媒人上门时，女方家长可以坦承自家女儿不会针黹，但厨艺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理直气壮地说：“我女裁袍补袄，即灼然不会；若修治水蛇、黄鳝，则一条必胜一条矣。”这种自我介绍，吓坏了北方人。
唐代有一本《南楚新闻》的书，绘形绘色地描写南方人烹煮青蛙的几种方法：第一种，“先于釜中置水，次下小芋烹之。候汤沸如鱼眼，即下其蛙，乃一一捧芋而熟，如此呼为‘抱芋羹’”。另一种，“又或先于汤内安笋笴，后投蛙，乃进于筵上，皆执笋笴，瞪目张眼，而座客戏之曰：‘卖灯心者。’”还有一种，“又云疥皮者最佳，掷于沸汤，即跃出，其皮自脱矣。皮既脱，乃可修馔”。作者啧啧称道：“其味绝珍。”但北方人看了，也会呕吐一地。
广州人也迷上了饮茶。以茶待客，成为一种风尚，广州有句老话：“茶骨戙戙企，今日有客来。” 有“茶仙”“茶圣”之称的陆羽，在《茶经》中，对岭南茶也有不错的评价：“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产自广东韶州、广西象州的茶叶，“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水要好，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煮茶的器皿也要好，切忌用新铁，铁腥一入，香味顿失。懂茶之人，要经过非常繁复、细致的工序，才煮出一壶好茶。唐代广州人煮茶，有时会放点姜，甚至放点盐，这种奇怪的口味，在后人看来，不可思议。
广州人也特别喜欢饮酒，且饮酒的历史很长。唐代诸项专卖收入中，盐居首位，酒类次之，但广州似乎没有实行。路边的酒铺，密密地排列，每天从开门到打烊，酒客满座，没人见过酒铺门庭冷清的时候，因为它从不冷清。刘恂在《岭南录异》一书中慨叹：“大抵广州人多好酒。”
酒铺有个怪现象，就是允许顾客蹭酒饮。每次开一坛新酒前，都会在封泥上钻了一个孔，插入芦管，让顾客免费啜两口试味，称为“滴淋”。很多兜里没钱的酒鬼，眼巴巴就等这个机会，使尽丹田之气，长啜两口免费酒，试完这家试那家。酒铺全是女人当家，也不以为意，一笑置之，反正酒是便宜货。刘恂说：“不持一钱，来去尝酒致醉者，当垆妪但笑弄而已。”直把人们灌得晕晕乎乎，乐乐酡酡，当街当巷㓥白鹤。每天夜市散后，总有二三十个男女，烂醉如泥，瘫在街上。
爱打扮的广州人
唐代广州人的生活，出现了许多变化。
衣着的变化最明显。由于丝织业的兴旺，作坊遍布全国城乡，诗人李白用“缲丝鸣机杼，百里声相闻”来形容。河北绫罗江南纱，品种数不胜数，纹样也五花八门，有雁衔绶带、鹊衔瑞草、盘龙、对凤、麒麟、仙鹤、芝草、葡萄等。丝绸是最流行的高级衣服面料之一。广州五方杂处，汇集了世界各地与内地各省的商人，他们的服饰，对广州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现了许多新奇美妙的冠服。
男子穿幞头袍衫，有时在幞头里面加一个“巾子”作为装饰。官员穿圆领窄袖袍衫，还时兴把袍子外面一层襟松开，让它自然垂下，这样才够潇洒。有一种时髦的穿衣法，是在长袖衫襦外面，再套一件袖仅及肘的“半臂”衫，内长外短，使衣服的层次感，更加鲜明。但招来某些古板的人嗤之以鼻，认为半臂衫过于“轻佻”。
有一位大食商人，在广州拜会官员，透过官员的丝绸衣服，看见他胸口上的黑痣。商人十分诧异，以为是自己眼花了，目不转睛看了半天。官员问他干吗老盯着自己的胸口。商人疑惑地说：“我奇怪你胸口的痣，为什么可以透过两重衣服显露出来呢？”官员大笑，拉起衣袖给商人看，他不是穿了两层丝绸衣服，而是五层！中国丝绸举之若无，轻若烟雾，令外商惊为神物。
女子的服饰更是万紫千红，官宦人家的妇女，生活在香闺绣阁之内，身穿锦绣长裙，胸前束锦带，宽大的下摆托在地上，上身不穿内衣，而代之以薄薄的纱衣，显得风情万种，让诗人们留下了许多香艳的诗句，如“惯束罗衫半露胸”，“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
1957年在广州皇帝岗的一座唐代木椁墓里，出土了十几件精美的鎏金银质头饰，制作十分精巧，其中有一支花鸟钗，头部分成两叶，饰以花草图案，一侧有两只鸽子相对嬉戏，形态栩栩如生。还有以花穗、缠枝卷叶花纹和玉蜀黍状花纹为饰的花钗。1987年在黄埔区夏园乡出土的鎏金鱼形银簪，鱼嘴咬着一圆环，腹部有清晰的鱼鳞纹，背鳍呈锯齿形，尾声鳍散开为扇形，线条流畅，造型别致。当时妇女头上的金钗花钿、翠绕珠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不过，住在城墙脚一椽板屋里的贫民，则依旧是黄冠草履、布裙荆钗。平头百姓的衣服多用土布缝制，称为“卉服”。唐末任广州司马的刘恂，在《岭南录异》一书中，把“卉服”作为一异，记录下来。据他观察，卉服的布料是用南方的草木纤维织成的，常见有勾芒布、红蕉布、桐花布、琼枝布、婆罗布等，还有一种古贝木纤维布，颜色以紫白二色为主，也有杂色相间。“蛮女喜织之，文最繁缛。”她们拿到市场上摆卖，价钱也不便宜。诗人刘禹锡的诗：“蛮语钩輈音，蛮衣斑烂布。”说的就是这种土布。
有钱的广州人家，出门时带个皮肤黝黑、短小精悍的“昆仑奴”在后面，是件很炫耀的事情。昆仑奴大都是从阿拉伯或东南亚买回来的。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中写道，唐、宋时“广州富人多蓄鬼奴”。昆仑奴对主人忠心耿耿，为了主人哪怕流血五步，也不会眨一下眼。他们的装束打扮，也别具一格，走到哪里都特别抢眼。张籍用一首诗来描述：“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绵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