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处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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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与庄子又有什么区别?
解析:
在先秦诸子中,最擅于思辨的莫过于老子与庄子了。《老子》一书十分重要,他提出了一个哲学上的概念,即“道”。想必“道”这个词早已有之,但将其抽象为一个哲学上的概念,则是前无古人的。对于老子与庄子的异同,这是一个难题。首先,老子的思想比较明子,但《庄子》一书却是恣纵而无端崖,究竟哪里是庄子的思想,哪里不是呢?这个问题向来莫衷一是。一般的说法是内篇为庄子所作,而外篇与杂篇是其后学门人所作,但是也有完全相反的说法,比如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一书便持这样的观点。
我认为严格地分出哪里是庄子所作,哪里不是,这是很难的。但是既然是要比较,那么就必需要求庄子也有一主旨方可,因此本文认为凡是与齐物论与逍遥论一致的,便可视为庄子的一派的思想。当然这种方法是哲学意义上的,而非历史意义上的。不过,这也是庄子之所以为庄子的缘故。
《庄子·天下篇》将老子与庄子分别开讲,但若认为老归老,庄归庄,则已是大谬了。毫无疑问,庄子深受《老子》一书的影响。司马迁这样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的确是一语中的。庄子是继承了老子的衣钵,并做出了自己的发展。因此,庄子与老子的最大的相同之处便在于此了。庄子既然继承了老子的哲学体系,在哲学上必要处处可见老子的影子。
另外一个重要的相同点是老庄的对当时社会的态度比较一致,即老子与庄子同样都对当时的社会非常失望,对社会充满了怀疑与不满,对时局的无常,对于百姓的疾苦,都是切身体验的,因此对当时社会制度必然是充满忿恨之情。这一点的确是另一十分重要的相同之外,这也导致了他们在社会观上,在历史观上的许多相似。
既然庄学本于老子,因此本文不打算将同异分开论述,而是将重点放在其相异之处,明了其不同之处,相同之外也便可一目了然了。
我们先假定一条线索,这条线索也许不必然存在,但是对于分明老子与庄子的思想是有帮助的。顾准在他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这样写到:“把天地宇宙的‘道’搞成了在逻辑上完整的学说的是庄子。然而庄子的主旨和老子是绝然不同的。老子是为侯王常保富贵出谋划策,他的清静无为是常保富贵的手段,他全书中绝无半然隐世遁世的话。庄子把老子的道弄到另一个方面上去了,然而绝非老子本意。”[1] 这种说法乍看有些惊世骇俗,但仔细想来还是有根椐的,老子固然也同情百姓,固然对统治者的所作所为痛心疾首,并由此而怀疑了整个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但是他的五千言重心究竟是什么呢?恐怕还是在于政治,在于如何治世。在《老子》一书之中,对于王侯将相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建议简直是俯拾皆是,在《德经》中犹为明显。他的理想是无为而治,小国寡民。无为而治不是无人而治,无为而治也不是其它什么,恰恰就是治世的方案。所以他的重心在于政治。而庄子的重心则在于个人的自由,即“逍遥”。其隐士思想更重。《史记》记载老子是个史官,怎么说也是个官,而庄子则绝不同,他也做过一段时间的小官,但关于他不肯出仕的传说则更吸引人。而且《庄子》一书中隐约可见其身世的消息,可以见得其生活是十分贫困的,其对现实的失望是深刻的,遁世思想是坚决的,这与老子不同,老子始终不忘对帝王将相出谋划策。当然,他们也还有一致的重心,那便是保真全身。
一般说来,哲学思想的提出总归于用,用的出发点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思想。由此我们确定一条由学术之用到其学说产生的线索,及学说产生之后如何指导其用的线索。老子出于对现实社会的怀疑与治世的渴望,提出了他的“道”,希望人们守道,返道,“致虚极,守静笃”,从而建构一个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而庄子出于他遁世避世的需要,将老子的道发展成为相对主义,自然主义。由此观之,老庄思想的不同之处就不点自明了。
由上文分析可知,老庄思想的不同之处从目的上来说,一个重心在如何治世,一个重心在避世,这的确是关键的线索。沿这条线索,我们再看看他们思想的不同。
从哲学上来说,庄子与老子最大的不同是从《齐物论》开始的,老子没有齐万物,齐是非的思想,这是庄子对老子思想的最根本的改变。但是改变却不是没有依据的。老子的思想中心是“道”,道有什么特点呢?道是一个整体观念,道不是矛盾的某一面。但是老子思想里,静的一面似乎更符合于道。不过无论如何,老子承认的事物对立面的存在。事物的对立面是辨证统一的关系。“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矛盾是相互依存的,矛盾可以向对立面转化,但是这种转化被老子看做是一种必然趋势,无抗拮性。因此,人若是要长生,君王若想长治,那么怎么防止那种满则盈的必然转化呢?有两种方法,一是回到矛盾未生的状态,所谓“仁义出,有大伪”,回到仁义未成的状态,则无此弊病,然而这毕竟不现实。还有一种办法,是要“致虚极,守静笃”,也就是守住矛盾的弱的一面,静的一面。表面的现实如“功遂身退”等主张。这种哲学观点也是老子的社会观,历史观的体现。而庄子则不同。庄子也同样有老子这种倒退的社会观,但是他更彻底,庄子将老子的形式的对立也取消了,是为“齐物论”。在《齐物论》里,庄子否定万物有差别,“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他也否定了是非存在,在他眼中,是非标准被解放了,“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最后,他甚至否定了物我的分别,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实是庄子的创举,而非老子哲学所有的东西。
应该说老子的“道”与庄子的“道”差别最大的也是在这里,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因此说庄子的道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老子的道则更近于唯物主义,差别也就是在此了。不过,庄子的道未尝没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最大的差别实在是庄子的道与我为一,人的主体也成道的一分子,这是自然主义的思想,而在老子的思想里,道更多地表现为规律性的东西,而人在道之外。
以上分析了老子的“道”与庄子的“道”的不同,老子站在人的立场上看“道”,人要顺道而行,是“守道”。而庄子站在“道”的立场上,站在“道”的立场上看,则万物莫不相同,从而变成了相对主义了。
从上文还可以得知,在老子的哲学里,主体与客体是比较分明的,而庄子的哲学里,主体与客体就没有分别了。因此老讲守道,而庄子讲得道。庄子也讲守道,而老子却不讲得道。如《老子·三十章》说到:“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这里讲的是守道,人不是道,但必须守道,否则为不详。而庄子则不同。庄子虚构了许多得道真人的状态,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看《逍遥游》里的描述:“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其尘垢 康,将犹陶铸尧舜,孰肯以物为事!”,这样的人物是很符合庄子的理想的,逍遥自在,绝对不参与政治,“其尘垢 康,将犹陶铸尧舜,孰肯以物为事”,这样的人自然是绝对自由的。但是得道如何可能呢?正是从“万物与我为一”的齐万物的思想而来,既然人是道的一部分,那么主体的存在便是道的存在,道并不消亡,人纵然有生死,但是生之前、死之后人又在哪里呢?岂不是在道里吗?他把人看做道的产物,因此,人应与道携游无羁,这样既不生不灭了。因此我们可以回到那条由“用”到学说的产生的线索,庄子梦想逍遥游世,绝对自由,在这里从哲学上实现了。而老子梦想的是太平治世,但同时又怀疑当时的社会秩序,因此提出了他心中的“道”,人要依道而行,从而提出了他治世的一剂药方。当然,他们亦有一致的地方,他们对于当时的社会秩序充满不满与怀疑,对于下层阶级富有同情之下,猛烈地抨击当时的统治者,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强梁者不得其死”,而庄子与更进一步,“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因此,庄子也讲守道,但老子不讲得道。
初读《老子》与《庄子》,一眼便可看出他们的一个不同,那便是文风的不同,《老子》简约谨慎,字字千金,《庄子》恣纵洒脱。其实这不仅是风格上的不同,也是思想不同的表现,老子守道,固谨慎处虚,庄子讲得道,固逍遥自在而无端崖。这是根本的不同,以下我们再看看他们在社会观、历史观,人生观方面的不同。
老子的人生观是谨慎处虚,不妄做为。因为老子的道更近于柔弱的一面,所谓“柔弱胜刚强”,“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十六章》),这种静的段向实在是老子的主张,动虽然也是道之动,但是动最终还是要返的,即返回道的本真状态,只有静才能常保不变,只有卑下才能才保不变,所以老子的人生观,是谨慎处虚,不妄做为。那么庄子的人生观怎么样呢?庄子的人生观是坚决出世的,他最想往的人生状态就是得道真人的状态,绝对自由,水火不侵,“庄子是一个在大悲局中的无可奈何的人,于是一切以自然的命来解脱”[2],应该说庄子对于命运是不抗争的他想通过人天合达到自由,这是不可能的。例如他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命是无可抗拒的,“天地岂私贫我哉?本其为之者而不得也,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大宗师》)。命实在是道的一部分,人不能改变命运,只能顺从,“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他是把人消解了,从来达到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改变命运而得到的,而是顺从自然而得到的,由此,一切苦痛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人生梦想。那么,现实中的人该怎么办呢?那就是要“安时而处顺”,主张“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秋水》),在世俗中游戏,虽然形不自由,但心却自由。这是庄子的人生观。
那么社会观呢?老庄的社会理想都是倒退的。不过,老子的社会理想是小国寡民,庄子也一样,但更进了一步,他的最理想的社会并不是小国寡民,而是更加彻底的无知无欲,“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溺,民以止矣。”(《马蹄》)“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应帝王》)人类纯自然化了!这也就是庄子把人解放了的后果,这样的社会固然自由,其实也没有自由,因为自由的主体消失了,没有意志,何来自由?就实在是庄子的可悲之处,他硬是把悲剧喜剧化了。
再看看历史观吧。庄子的历史观是倒退的。其实由上文可以看出,庄了的思想其实是超历史的,是非历史的历史观,他虚构了许多人物,老子还想有一个社会,庄子这里连社会的存在也可以不要了。
老庄的思想实在是非常宠杂,而且有很多原本就说不清楚的矛盾,因此绝对化了是不行的,彻底的比较也不是本文所能做到。总结全文,老子与庄子的思想异同的关键在于他们对于人生,社会的理想的异同,因为他们即有一样的社会观,但又不完全相同,庄子对于社会的怀疑更为深刻,对于社会的绝望同样如此,因此老子还热衷于提出治世方案,而庄子则解构是非,解构社会,这些异同是理解他们学说异同的中枢所在。
有人说老子是唯物主义的,庄子是唯心主义的,我认为不必然,在老庄的体系里,唯物与唯心并不分明,因此后来的唯物者与唯心者也都可以各取所需,不过,看看后世的禅宗、儒家的心学与《庄子》齐物的思想的关系的确是别有兴味,其实从庄子开始,人就成了一个小宇宙。总而言之,老庄之间差别是大的,但同时也是模糊的,庄子思想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问题描述:
与庄子又有什么区别?
解析:
在先秦诸子中,最擅于思辨的莫过于老子与庄子了。《老子》一书十分重要,他提出了一个哲学上的概念,即“道”。想必“道”这个词早已有之,但将其抽象为一个哲学上的概念,则是前无古人的。对于老子与庄子的异同,这是一个难题。首先,老子的思想比较明子,但《庄子》一书却是恣纵而无端崖,究竟哪里是庄子的思想,哪里不是呢?这个问题向来莫衷一是。一般的说法是内篇为庄子所作,而外篇与杂篇是其后学门人所作,但是也有完全相反的说法,比如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一书便持这样的观点。
我认为严格地分出哪里是庄子所作,哪里不是,这是很难的。但是既然是要比较,那么就必需要求庄子也有一主旨方可,因此本文认为凡是与齐物论与逍遥论一致的,便可视为庄子的一派的思想。当然这种方法是哲学意义上的,而非历史意义上的。不过,这也是庄子之所以为庄子的缘故。
《庄子·天下篇》将老子与庄子分别开讲,但若认为老归老,庄归庄,则已是大谬了。毫无疑问,庄子深受《老子》一书的影响。司马迁这样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的确是一语中的。庄子是继承了老子的衣钵,并做出了自己的发展。因此,庄子与老子的最大的相同之处便在于此了。庄子既然继承了老子的哲学体系,在哲学上必要处处可见老子的影子。
另外一个重要的相同点是老庄的对当时社会的态度比较一致,即老子与庄子同样都对当时的社会非常失望,对社会充满了怀疑与不满,对时局的无常,对于百姓的疾苦,都是切身体验的,因此对当时社会制度必然是充满忿恨之情。这一点的确是另一十分重要的相同之外,这也导致了他们在社会观上,在历史观上的许多相似。
既然庄学本于老子,因此本文不打算将同异分开论述,而是将重点放在其相异之处,明了其不同之处,相同之外也便可一目了然了。
我们先假定一条线索,这条线索也许不必然存在,但是对于分明老子与庄子的思想是有帮助的。顾准在他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这样写到:“把天地宇宙的‘道’搞成了在逻辑上完整的学说的是庄子。然而庄子的主旨和老子是绝然不同的。老子是为侯王常保富贵出谋划策,他的清静无为是常保富贵的手段,他全书中绝无半然隐世遁世的话。庄子把老子的道弄到另一个方面上去了,然而绝非老子本意。”[1] 这种说法乍看有些惊世骇俗,但仔细想来还是有根椐的,老子固然也同情百姓,固然对统治者的所作所为痛心疾首,并由此而怀疑了整个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但是他的五千言重心究竟是什么呢?恐怕还是在于政治,在于如何治世。在《老子》一书之中,对于王侯将相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建议简直是俯拾皆是,在《德经》中犹为明显。他的理想是无为而治,小国寡民。无为而治不是无人而治,无为而治也不是其它什么,恰恰就是治世的方案。所以他的重心在于政治。而庄子的重心则在于个人的自由,即“逍遥”。其隐士思想更重。《史记》记载老子是个史官,怎么说也是个官,而庄子则绝不同,他也做过一段时间的小官,但关于他不肯出仕的传说则更吸引人。而且《庄子》一书中隐约可见其身世的消息,可以见得其生活是十分贫困的,其对现实的失望是深刻的,遁世思想是坚决的,这与老子不同,老子始终不忘对帝王将相出谋划策。当然,他们也还有一致的重心,那便是保真全身。
一般说来,哲学思想的提出总归于用,用的出发点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思想。由此我们确定一条由学术之用到其学说产生的线索,及学说产生之后如何指导其用的线索。老子出于对现实社会的怀疑与治世的渴望,提出了他的“道”,希望人们守道,返道,“致虚极,守静笃”,从而建构一个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而庄子出于他遁世避世的需要,将老子的道发展成为相对主义,自然主义。由此观之,老庄思想的不同之处就不点自明了。
由上文分析可知,老庄思想的不同之处从目的上来说,一个重心在如何治世,一个重心在避世,这的确是关键的线索。沿这条线索,我们再看看他们思想的不同。
从哲学上来说,庄子与老子最大的不同是从《齐物论》开始的,老子没有齐万物,齐是非的思想,这是庄子对老子思想的最根本的改变。但是改变却不是没有依据的。老子的思想中心是“道”,道有什么特点呢?道是一个整体观念,道不是矛盾的某一面。但是老子思想里,静的一面似乎更符合于道。不过无论如何,老子承认的事物对立面的存在。事物的对立面是辨证统一的关系。“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矛盾是相互依存的,矛盾可以向对立面转化,但是这种转化被老子看做是一种必然趋势,无抗拮性。因此,人若是要长生,君王若想长治,那么怎么防止那种满则盈的必然转化呢?有两种方法,一是回到矛盾未生的状态,所谓“仁义出,有大伪”,回到仁义未成的状态,则无此弊病,然而这毕竟不现实。还有一种办法,是要“致虚极,守静笃”,也就是守住矛盾的弱的一面,静的一面。表面的现实如“功遂身退”等主张。这种哲学观点也是老子的社会观,历史观的体现。而庄子则不同。庄子也同样有老子这种倒退的社会观,但是他更彻底,庄子将老子的形式的对立也取消了,是为“齐物论”。在《齐物论》里,庄子否定万物有差别,“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他也否定了是非存在,在他眼中,是非标准被解放了,“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最后,他甚至否定了物我的分别,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实是庄子的创举,而非老子哲学所有的东西。
应该说老子的“道”与庄子的“道”差别最大的也是在这里,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因此说庄子的道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老子的道则更近于唯物主义,差别也就是在此了。不过,庄子的道未尝没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最大的差别实在是庄子的道与我为一,人的主体也成道的一分子,这是自然主义的思想,而在老子的思想里,道更多地表现为规律性的东西,而人在道之外。
以上分析了老子的“道”与庄子的“道”的不同,老子站在人的立场上看“道”,人要顺道而行,是“守道”。而庄子站在“道”的立场上,站在“道”的立场上看,则万物莫不相同,从而变成了相对主义了。
从上文还可以得知,在老子的哲学里,主体与客体是比较分明的,而庄子的哲学里,主体与客体就没有分别了。因此老讲守道,而庄子讲得道。庄子也讲守道,而老子却不讲得道。如《老子·三十章》说到:“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这里讲的是守道,人不是道,但必须守道,否则为不详。而庄子则不同。庄子虚构了许多得道真人的状态,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看《逍遥游》里的描述:“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其尘垢 康,将犹陶铸尧舜,孰肯以物为事!”,这样的人物是很符合庄子的理想的,逍遥自在,绝对不参与政治,“其尘垢 康,将犹陶铸尧舜,孰肯以物为事”,这样的人自然是绝对自由的。但是得道如何可能呢?正是从“万物与我为一”的齐万物的思想而来,既然人是道的一部分,那么主体的存在便是道的存在,道并不消亡,人纵然有生死,但是生之前、死之后人又在哪里呢?岂不是在道里吗?他把人看做道的产物,因此,人应与道携游无羁,这样既不生不灭了。因此我们可以回到那条由“用”到学说的产生的线索,庄子梦想逍遥游世,绝对自由,在这里从哲学上实现了。而老子梦想的是太平治世,但同时又怀疑当时的社会秩序,因此提出了他心中的“道”,人要依道而行,从而提出了他治世的一剂药方。当然,他们亦有一致的地方,他们对于当时的社会秩序充满不满与怀疑,对于下层阶级富有同情之下,猛烈地抨击当时的统治者,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强梁者不得其死”,而庄子与更进一步,“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因此,庄子也讲守道,但老子不讲得道。
初读《老子》与《庄子》,一眼便可看出他们的一个不同,那便是文风的不同,《老子》简约谨慎,字字千金,《庄子》恣纵洒脱。其实这不仅是风格上的不同,也是思想不同的表现,老子守道,固谨慎处虚,庄子讲得道,固逍遥自在而无端崖。这是根本的不同,以下我们再看看他们在社会观、历史观,人生观方面的不同。
老子的人生观是谨慎处虚,不妄做为。因为老子的道更近于柔弱的一面,所谓“柔弱胜刚强”,“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十六章》),这种静的段向实在是老子的主张,动虽然也是道之动,但是动最终还是要返的,即返回道的本真状态,只有静才能常保不变,只有卑下才能才保不变,所以老子的人生观,是谨慎处虚,不妄做为。那么庄子的人生观怎么样呢?庄子的人生观是坚决出世的,他最想往的人生状态就是得道真人的状态,绝对自由,水火不侵,“庄子是一个在大悲局中的无可奈何的人,于是一切以自然的命来解脱”[2],应该说庄子对于命运是不抗争的他想通过人天合达到自由,这是不可能的。例如他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命是无可抗拒的,“天地岂私贫我哉?本其为之者而不得也,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大宗师》)。命实在是道的一部分,人不能改变命运,只能顺从,“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他是把人消解了,从来达到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改变命运而得到的,而是顺从自然而得到的,由此,一切苦痛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人生梦想。那么,现实中的人该怎么办呢?那就是要“安时而处顺”,主张“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秋水》),在世俗中游戏,虽然形不自由,但心却自由。这是庄子的人生观。
那么社会观呢?老庄的社会理想都是倒退的。不过,老子的社会理想是小国寡民,庄子也一样,但更进了一步,他的最理想的社会并不是小国寡民,而是更加彻底的无知无欲,“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溺,民以止矣。”(《马蹄》)“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应帝王》)人类纯自然化了!这也就是庄子把人解放了的后果,这样的社会固然自由,其实也没有自由,因为自由的主体消失了,没有意志,何来自由?就实在是庄子的可悲之处,他硬是把悲剧喜剧化了。
再看看历史观吧。庄子的历史观是倒退的。其实由上文可以看出,庄了的思想其实是超历史的,是非历史的历史观,他虚构了许多人物,老子还想有一个社会,庄子这里连社会的存在也可以不要了。
老庄的思想实在是非常宠杂,而且有很多原本就说不清楚的矛盾,因此绝对化了是不行的,彻底的比较也不是本文所能做到。总结全文,老子与庄子的思想异同的关键在于他们对于人生,社会的理想的异同,因为他们即有一样的社会观,但又不完全相同,庄子对于社会的怀疑更为深刻,对于社会的绝望同样如此,因此老子还热衷于提出治世方案,而庄子则解构是非,解构社会,这些异同是理解他们学说异同的中枢所在。
有人说老子是唯物主义的,庄子是唯心主义的,我认为不必然,在老庄的体系里,唯物与唯心并不分明,因此后来的唯物者与唯心者也都可以各取所需,不过,看看后世的禅宗、儒家的心学与《庄子》齐物的思想的关系的确是别有兴味,其实从庄子开始,人就成了一个小宇宙。总而言之,老庄之间差别是大的,但同时也是模糊的,庄子思想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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