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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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初认识我的人都会好奇,为什么我说的是普通话,而且从我的普通话里听不出地域特点,然后就会问:“你是哪里人?”,然后我就有些麻烦了,实在不知道该不该给一个初相识的人解释我这普通话的缘由,实在是有些啰嗦,又实在让我有些徘徊,很多在别人自然简单的东西,在我这里却真的很难回答。
我的普通话其实是带口音的,只是相对不那么明显,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方言行家,很快就能听出来,我的发音里带zcs和zhichishi的字很多是发不清晰的,而,这个特点又是福建方言和东北方言共存的,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所以,会有人问:你是东北人,或者问:你是南方人。而更多的人会说:大姐,你的普通话真好听。不知为什么,无论怎么问,我都会有些伤感,我自己知道,这背后其实有一句话最真切: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因为跟随北方的父亲在南方军营里长大,父母一直说的都是山东方言,学校里的同学说的都是地道的福建话,我们这些说着普通话的部队子弟,最终是,说不好福建话,也不学父母的北方方言。大学毕业后我又回到山东工作,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福建话彻底听不懂了,山东话要是语速快,我也只能听个半半拉拉,学生上课却能很精确地听出我zcs和zhichishi哪个字发音错了,想修正都难。如果说,说话能代表着你的出生和归属,那我还真不知我从哪里来,将来要上哪儿去。
到了这个年龄,开始回忆小时候的种种,才发现,这样跟随着父辈辗转的岁月,其实还有一种更可悲的事,那就是,除了军营里的孩子,我们基本没有结交什么当地的朋友,也根本不知道当地人的生活和习俗,我们成长和生活的环境被彻底的囿于那个小小的军营里。能准确分辨各种军号的声音,抗着木棍当枪,丢着土坷垃当手榴弹,把父辈们的苦难当游戏玩,却不懂的当地人真正的安居乐业的日子是怎样的细节。最可悲的是,后来读到别人写的故乡的文章,自己想下笔,却不知道哪里是故乡。最后就把记忆力最深切的那个叫做朱山的小山村一直当做故乡来回忆,那片桃花,那个水库,那些小山,小山上细细的瀑布,小山下蜿蜒的溪水,还有稻花飘香的田地,跳跃的青蛙,寥寥炊烟……我从七八岁到十一岁生活的地方。
其实,今天是想起了另外一个山沟。那年我上初一,半夜里部队大调防,漆黑的凌晨出发,第二天天黑到达,我们从朱山搬到了一个叫做琯口的地方,当时这个山沟也是一个“生产大队”的规模,家在那里的时间其实也不短,从我上初一,一直住到我上大一,父母才举家搬回山东。可我对那里的怀念远远不如对朱山的怀念,原因是,我从初一开始就一直过着住校的生活,除了假期,大部分的时光都是在福清的校园里度过,随着年龄长大,即使假期回到琯口的家,也不会再像小孩一样的满军营疯跑了,安静的在家看书,也成了记忆力最多的镜头。
家属院在整个军营的最北边,隔着一片稻田就是福州通福清的主马路,路两边有十几户人家,其中就有一个小村落必须具备的,邮电局,书店,小卖部,还有专门卖肉卖菜的门头,供给着家属院和村子里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
家属院是坐北面南的一片平房,东西向是三纵,每纵之间都有一条砂石路隔开,南北排列大约五六排。中间这纵的房子稍微好点,大约一排住两家,有前走廊,里面还隔开小间,后面有厨房。东西两纵就完全是独门独间的一间一间的大长排,有的一家住两间,有的住一间,似乎也没有厨房的隔间。
当时父亲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已经提前病退,成了军营里的元老,所以我家在最中间一排的最南头的第一排,本来是两户人家住的房子,也完全给我们一家住,因为是第一排,前面就是一个完整的小院,三面用高大的冬青树全包围起来,院子独立,里面还有一棵桂花树。房子一共有四大间,隔成了六间,后面还有一个大厨房。父亲和母亲住在了最东边的大卧室,然后是一个小客厅,然后是一间杂物房,我被安排在了最西边。本来是希望这样隔开可以让我更安静的读书,他们没想到的是,那些年,整个社会动荡,从十一岁离家住校,我已经成了一个极没有安全感,又充满强烈恐惧心的人,这样在我的记忆深处,那个属于我的独立的大卧室,让我产生了很多的恐惧和不眠的夜晚,我却一直没有对父母说起。
我的卧室的西墙就是一片枇杷林,树木高大遮天蔽日,晚上风吹树叶哗哗,像极了人走动的声音。墙边的冬青栅栏还有一个人可以侧身就进到院子里的缝隙,母亲也常常从那里侧身过去,看看林子里的枇杷熟了没有。所以,那些在家的假期,我晚上睡觉总是要用一根大木棒顶住卧室的门,在窗台上放空瓶子,枕头底下压着父亲的匕首,总之,全副武装才战战兢兢的关灯躺下,在被窝里竖着耳朵,一次次睁大眼睛听着外面细小的声音,一直到疲惫不堪才能入睡。有时干脆整夜不关灯,一直看书到窗外蒙蒙亮才睡。这就成了这个家,唯一让我不愿意久住的重要原因。
穿过枇杷林,有一条蜿蜒的小河,我很喜欢闲了无事,故意找两件衣服,端个盆,煞有介事地去小河边洗衣服,光脚踩着水花,搬两块光滑的石头垫着,把衣服放在上面敲打揉搓,其实心里是把自己放进了电影的镜头里,那些红色电影里的村姑或者是女战士,那种充满朝气的灿烂和昂然。记得有一次大雨,小河北面的围墙倒了,把小河堵住了,河水突然就漫进了屋子,当时我正和母亲在床边说话,突然床下涌进了大水,床底下的鞋子一下漂了起来,我大喜过望,哈哈哈笑着满屋子抓鞋,母亲却整个人缩在床上,无奈地摇着头说我:“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傻丫头,你知道黄河发大水一下冲走多少人吗,你还笑。”今日想来,宛如昨日。
我是家里老小,等我住校了,姐姐哥哥们工作下乡当兵,全部离开这个家了,母亲就要求到了部队的药厂去上班。我记得药厂当时做一种止咳糖浆,用的是枇杷树的叶子,这样我每次回家,院子里就放着大木盆,里面泡着枇杷树叶,母亲只要下班回家,就坐在木盆前,用刷子刷洗枇杷叶面上的绒毛,我已经记不清多少片叶子能换多少钱了,我只记得,我回去后一定侧身钻过那个冬青树的栅栏,爬到高高的枇杷树上去帮母亲摘那些大枇杷叶,母亲站在树下收拾叶子,总是夸我说:“还是丫头在树上摘的叶子大,又厚实。”我就骄傲地说:“妈妈,你放心,我给你摘好一个礼拜的,等下个周末回来我再摘。”现在想来,那时母亲白天上班,晚上回家还要刷洗枇杷叶,真是很辛苦。母亲却常常很满足地说,这一辈子终于也有一天自己可以挣钱了,不是只在家看孩子了,那种骄傲和满足,充满了幸福和自豪。
在那个小山沟里,还记得的镜头就是每个周六回家,当时父亲刚病休不久,母亲开始去药厂上班,从来不干家务的父亲开始在家做饭。那时我上高中了,从小车队下车,要走过一条两三百米的小路才能到家属院。后来发现,每次走上小路,就能远远看见父亲站在家属院门口的影子,似乎在散步,远远看见了我,他就转身进了院子,等我到家,热饺子就端上桌了。有一次车晚了,天色都暗了,还是远远看见了父亲的影子,父亲依然是看见我转身进了院子,进门还是端上了热饺子,然后父亲就装作若无其事的到隔壁屋看报纸去了。母亲坐在我身边笑着说:“你爸爸一下午去了院子门口不知道多少趟,憋不住还给人家车队打电话,闺女回来了,却一句话也没了。”那是我难得感受到的最真切的父爱,一个从来不表达的父爱,第一次用生活的细节真切地感动了我的世界。这样的爱,姐姐哥哥们大约从来没有体验过,至今,九十多的人,依然不会准确表达情感,对待我们的关爱和照料,永远是呵斥和吼。
父爱如山,我父亲的爱是一座刚硬陡峻的山,只有我窥见过料峭缝隙间的一点旖旎。
在琯口的日子,还有一个镜头大约此生难忘,那就是去拿大学录取通知书。整个暑假好漫长,大部分时间家里只有我和沉默的父亲,我坐在西边的屋里读书,父亲在东边的屋里看报纸,到了点,父亲就会去厨房做饭。我却除了饺子,父亲做的任何的菜我都没有了一点记忆。从八月份开始,我就每天一趟,走出大院门,向北沿着红砖的围墙根向北,然后在那条蜿蜒的田埂上一步一滑地去琯口的邮电局看有没有通知书,偶尔父亲也会跟着,但从不靠近我,总是相距五十米以上。我去邮电局了,他就去另外一个小店买肉和菜,等我向回走了,他就又跟在后面一起向回走。
而,拿到通知书的那天,父亲却没同去。我一个人到了那个小小的绿色的邮电局门前,那位大叔异常兴奋地对我喊:“你,真的考上大学了,这个就是你的通知书吧。”然后递给我一个厚厚的牛皮信封,“哦,好厉害啊,我们这个地方二十年了都没出过一个大学生。”我接过信封,看到地址是福建师范大学,而不是我心心思念的北京大学,心里顿时百味杂陈,似乎有遗憾,可在漫长的等待中担心彻底考不上的失落,一下有了着落,似乎还是更开心。我一转身就跑出了邮电局,那位大叔还在身后喊:“也不拆开让我看看,我还从来没见过大学录取通知书呢,沾沾光了。”
我沿着田埂小路向家跑,一路心花怒放,开始那一点点的遗憾转瞬即逝,远远又看见父亲站在大院门口的影子,我冲着父亲挥舞着信封,父亲大约是看见了,这次他没有转身离开,一直站着等着我飞到他的身边……
回到家,父亲立刻给母亲的药厂打了电话,不一会母亲也请假回来了,说到药厂姐妹们的羡慕和惊喜。然后一听我说,考上的是福建师范大学,沉思了一会,母亲就哭了,她说:“你爸爸离休回山东的一切手续都办好了,等你高中毕业就一起走,你怎么又考上了福建的大学,要不咱不上这个大学了行吗……”那个年代,考大学的比例比今天的考北大都低,全家人的高兴里还带着这样的一点悲情,说出来人家都不相信,但,母亲悲伤的却真切。我从十一岁住校,用母亲的话说“我还没稀罕够我的闺女,怎么又丢在福建了”。
上大学后曾带云回过琯口,当时的家具已经全部都包装成行李了,不久,父母北归。大四那年的一个周末,我突然非常想念琯口,独自坐车回过小院一次,物是人非。离开四十年后的那个夏天,我和姐姐路过琯口,路边的高楼已经完全遮住曾经的家属院,我们想驱车进来,驻守的岗哨坚决不许,并告知我们,那个家属院早就没有了……世界变迁比记忆清理的还干净。
我注定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了,我也注定一生只会用这样的普通话和人交流了,我想念的朱山和琯口都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驿站,无论承载了多少的细节和爱,终究都会随着我的老去而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大约也就如一台老电脑,不清理干净了,就无法更好的运转。而作为生命个体的我,即使多么想留住一些记忆,最终大约也是一种徒劳。现在想来,留下的都是美好,我是不是可以算是个乐观的人了。
我的普通话其实是带口音的,只是相对不那么明显,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方言行家,很快就能听出来,我的发音里带zcs和zhichishi的字很多是发不清晰的,而,这个特点又是福建方言和东北方言共存的,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所以,会有人问:你是东北人,或者问:你是南方人。而更多的人会说:大姐,你的普通话真好听。不知为什么,无论怎么问,我都会有些伤感,我自己知道,这背后其实有一句话最真切: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因为跟随北方的父亲在南方军营里长大,父母一直说的都是山东方言,学校里的同学说的都是地道的福建话,我们这些说着普通话的部队子弟,最终是,说不好福建话,也不学父母的北方方言。大学毕业后我又回到山东工作,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福建话彻底听不懂了,山东话要是语速快,我也只能听个半半拉拉,学生上课却能很精确地听出我zcs和zhichishi哪个字发音错了,想修正都难。如果说,说话能代表着你的出生和归属,那我还真不知我从哪里来,将来要上哪儿去。
到了这个年龄,开始回忆小时候的种种,才发现,这样跟随着父辈辗转的岁月,其实还有一种更可悲的事,那就是,除了军营里的孩子,我们基本没有结交什么当地的朋友,也根本不知道当地人的生活和习俗,我们成长和生活的环境被彻底的囿于那个小小的军营里。能准确分辨各种军号的声音,抗着木棍当枪,丢着土坷垃当手榴弹,把父辈们的苦难当游戏玩,却不懂的当地人真正的安居乐业的日子是怎样的细节。最可悲的是,后来读到别人写的故乡的文章,自己想下笔,却不知道哪里是故乡。最后就把记忆力最深切的那个叫做朱山的小山村一直当做故乡来回忆,那片桃花,那个水库,那些小山,小山上细细的瀑布,小山下蜿蜒的溪水,还有稻花飘香的田地,跳跃的青蛙,寥寥炊烟……我从七八岁到十一岁生活的地方。
其实,今天是想起了另外一个山沟。那年我上初一,半夜里部队大调防,漆黑的凌晨出发,第二天天黑到达,我们从朱山搬到了一个叫做琯口的地方,当时这个山沟也是一个“生产大队”的规模,家在那里的时间其实也不短,从我上初一,一直住到我上大一,父母才举家搬回山东。可我对那里的怀念远远不如对朱山的怀念,原因是,我从初一开始就一直过着住校的生活,除了假期,大部分的时光都是在福清的校园里度过,随着年龄长大,即使假期回到琯口的家,也不会再像小孩一样的满军营疯跑了,安静的在家看书,也成了记忆力最多的镜头。
家属院在整个军营的最北边,隔着一片稻田就是福州通福清的主马路,路两边有十几户人家,其中就有一个小村落必须具备的,邮电局,书店,小卖部,还有专门卖肉卖菜的门头,供给着家属院和村子里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
家属院是坐北面南的一片平房,东西向是三纵,每纵之间都有一条砂石路隔开,南北排列大约五六排。中间这纵的房子稍微好点,大约一排住两家,有前走廊,里面还隔开小间,后面有厨房。东西两纵就完全是独门独间的一间一间的大长排,有的一家住两间,有的住一间,似乎也没有厨房的隔间。
当时父亲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已经提前病退,成了军营里的元老,所以我家在最中间一排的最南头的第一排,本来是两户人家住的房子,也完全给我们一家住,因为是第一排,前面就是一个完整的小院,三面用高大的冬青树全包围起来,院子独立,里面还有一棵桂花树。房子一共有四大间,隔成了六间,后面还有一个大厨房。父亲和母亲住在了最东边的大卧室,然后是一个小客厅,然后是一间杂物房,我被安排在了最西边。本来是希望这样隔开可以让我更安静的读书,他们没想到的是,那些年,整个社会动荡,从十一岁离家住校,我已经成了一个极没有安全感,又充满强烈恐惧心的人,这样在我的记忆深处,那个属于我的独立的大卧室,让我产生了很多的恐惧和不眠的夜晚,我却一直没有对父母说起。
我的卧室的西墙就是一片枇杷林,树木高大遮天蔽日,晚上风吹树叶哗哗,像极了人走动的声音。墙边的冬青栅栏还有一个人可以侧身就进到院子里的缝隙,母亲也常常从那里侧身过去,看看林子里的枇杷熟了没有。所以,那些在家的假期,我晚上睡觉总是要用一根大木棒顶住卧室的门,在窗台上放空瓶子,枕头底下压着父亲的匕首,总之,全副武装才战战兢兢的关灯躺下,在被窝里竖着耳朵,一次次睁大眼睛听着外面细小的声音,一直到疲惫不堪才能入睡。有时干脆整夜不关灯,一直看书到窗外蒙蒙亮才睡。这就成了这个家,唯一让我不愿意久住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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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家里老小,等我住校了,姐姐哥哥们工作下乡当兵,全部离开这个家了,母亲就要求到了部队的药厂去上班。我记得药厂当时做一种止咳糖浆,用的是枇杷树的叶子,这样我每次回家,院子里就放着大木盆,里面泡着枇杷树叶,母亲只要下班回家,就坐在木盆前,用刷子刷洗枇杷叶面上的绒毛,我已经记不清多少片叶子能换多少钱了,我只记得,我回去后一定侧身钻过那个冬青树的栅栏,爬到高高的枇杷树上去帮母亲摘那些大枇杷叶,母亲站在树下收拾叶子,总是夸我说:“还是丫头在树上摘的叶子大,又厚实。”我就骄傲地说:“妈妈,你放心,我给你摘好一个礼拜的,等下个周末回来我再摘。”现在想来,那时母亲白天上班,晚上回家还要刷洗枇杷叶,真是很辛苦。母亲却常常很满足地说,这一辈子终于也有一天自己可以挣钱了,不是只在家看孩子了,那种骄傲和满足,充满了幸福和自豪。
在那个小山沟里,还记得的镜头就是每个周六回家,当时父亲刚病休不久,母亲开始去药厂上班,从来不干家务的父亲开始在家做饭。那时我上高中了,从小车队下车,要走过一条两三百米的小路才能到家属院。后来发现,每次走上小路,就能远远看见父亲站在家属院门口的影子,似乎在散步,远远看见了我,他就转身进了院子,等我到家,热饺子就端上桌了。有一次车晚了,天色都暗了,还是远远看见了父亲的影子,父亲依然是看见我转身进了院子,进门还是端上了热饺子,然后父亲就装作若无其事的到隔壁屋看报纸去了。母亲坐在我身边笑着说:“你爸爸一下午去了院子门口不知道多少趟,憋不住还给人家车队打电话,闺女回来了,却一句话也没了。”那是我难得感受到的最真切的父爱,一个从来不表达的父爱,第一次用生活的细节真切地感动了我的世界。这样的爱,姐姐哥哥们大约从来没有体验过,至今,九十多的人,依然不会准确表达情感,对待我们的关爱和照料,永远是呵斥和吼。
父爱如山,我父亲的爱是一座刚硬陡峻的山,只有我窥见过料峭缝隙间的一点旖旎。
在琯口的日子,还有一个镜头大约此生难忘,那就是去拿大学录取通知书。整个暑假好漫长,大部分时间家里只有我和沉默的父亲,我坐在西边的屋里读书,父亲在东边的屋里看报纸,到了点,父亲就会去厨房做饭。我却除了饺子,父亲做的任何的菜我都没有了一点记忆。从八月份开始,我就每天一趟,走出大院门,向北沿着红砖的围墙根向北,然后在那条蜿蜒的田埂上一步一滑地去琯口的邮电局看有没有通知书,偶尔父亲也会跟着,但从不靠近我,总是相距五十米以上。我去邮电局了,他就去另外一个小店买肉和菜,等我向回走了,他就又跟在后面一起向回走。
而,拿到通知书的那天,父亲却没同去。我一个人到了那个小小的绿色的邮电局门前,那位大叔异常兴奋地对我喊:“你,真的考上大学了,这个就是你的通知书吧。”然后递给我一个厚厚的牛皮信封,“哦,好厉害啊,我们这个地方二十年了都没出过一个大学生。”我接过信封,看到地址是福建师范大学,而不是我心心思念的北京大学,心里顿时百味杂陈,似乎有遗憾,可在漫长的等待中担心彻底考不上的失落,一下有了着落,似乎还是更开心。我一转身就跑出了邮电局,那位大叔还在身后喊:“也不拆开让我看看,我还从来没见过大学录取通知书呢,沾沾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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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父亲立刻给母亲的药厂打了电话,不一会母亲也请假回来了,说到药厂姐妹们的羡慕和惊喜。然后一听我说,考上的是福建师范大学,沉思了一会,母亲就哭了,她说:“你爸爸离休回山东的一切手续都办好了,等你高中毕业就一起走,你怎么又考上了福建的大学,要不咱不上这个大学了行吗……”那个年代,考大学的比例比今天的考北大都低,全家人的高兴里还带着这样的一点悲情,说出来人家都不相信,但,母亲悲伤的却真切。我从十一岁住校,用母亲的话说“我还没稀罕够我的闺女,怎么又丢在福建了”。
上大学后曾带云回过琯口,当时的家具已经全部都包装成行李了,不久,父母北归。大四那年的一个周末,我突然非常想念琯口,独自坐车回过小院一次,物是人非。离开四十年后的那个夏天,我和姐姐路过琯口,路边的高楼已经完全遮住曾经的家属院,我们想驱车进来,驻守的岗哨坚决不许,并告知我们,那个家属院早就没有了……世界变迁比记忆清理的还干净。
我注定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了,我也注定一生只会用这样的普通话和人交流了,我想念的朱山和琯口都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驿站,无论承载了多少的细节和爱,终究都会随着我的老去而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大约也就如一台老电脑,不清理干净了,就无法更好的运转。而作为生命个体的我,即使多么想留住一些记忆,最终大约也是一种徒劳。现在想来,留下的都是美好,我是不是可以算是个乐观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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