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有什么影响？
安史之乱对整个中国的影响
其一，社会混乱
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楱应改为榛)，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其二，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摧毁了统治基础，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安史余唐末藩镇割据形势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有的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有的不入贡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其三，剥削加重
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使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
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唐宪宗元和年间，由于政令不及，税收只能征自东南八道(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叛乱，代宗一朝，全国各地叛乱四起，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之乱，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乱，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之乱，舒州杨昭之乱，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之乱等等。这些叛乱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其四，边疆不稳
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人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数十年后，约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其五，经济重心南移
安史之乱，促使中国历史上北民南迁，致使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安史之乱对北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量北方人士南渡。南方相对较为稳定，北方人口的南迁，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南方经济日益超过北方，南北经济趋于平衡。
其六，西域独立
753年前后，正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全盛时期，但是此后随着国内政局的的剧烈变化，唐朝在西域的势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峰跌入了低谷。755年(天宝十四载)，唐朝国内爆发了有名的安史之乱，由唐朝蛮族将领安禄山、史思明率领的东北边疆叛军长驱南下，攻陷东、西两京，唐玄宗怆惶逃出长安，南下四川盆地。玄宗的儿子肃宗在灵武继位之后，调集西北边军勤王平叛，守卫西域的安西、北庭节度使属下的边兵也被大批调往内地。
756年(至德元载)有三支西域唐军被调回内地，其中李嗣业、段秀实率精兵五千，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率兵七千，马磷精兵三千，三支军队共一万五千人返回凤翔，参加了收复长安的战争，以后在此基础上组成了战斗力很强的镇西北庭行营。
社会混乱：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
藩镇割据：安史之乱，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此后安史余党在河朔形成藩镇割据。
剥削加重：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使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
边疆不稳：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
经济重心南移：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自两晋南北朝是就已经开始，在安史之乱后，北民南迁的状况越来越明显，致使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
西域得失：753年前后，正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全盛时期，但是此后随着国内政局的的剧烈变化，唐朝在西域的势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峰跌入了低谷。
佛教复兴：唐高祖李渊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施行道举，兴建皇家道观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