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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帮忙解释一下这首诗,谢谢
陈寅恪先生的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陈寅恪先生的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展开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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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颇多,有其他人写好的分析。
“谢泳先生在一家旧书店购得一册诗词抄本,其中录有陈寅恪的作品。据说,《陈寅恪诗集》中的《阜昌》一诗,见于抄本的标题为《题双照楼集》。谢泳先生认为,这应该是“原题”,而“标题的改动有复杂的原因”(《万象》第七卷第十二期)。
陈寅恪《阜昌》诗作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题下有小序:“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据《吴宓日记》,陈寅恪于十二月十四日因眼疾住进存仁医院,十七日,“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兆铭)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日记随后抄录了全诗。
这应是《阜昌》的第一个抄本,因为该诗作于住院期间,如果陈寅恪有手写稿,大可直接拿给吴宓看。他似乎只是打好了腹稿,听说吴宓将赴招待萧公权的晚宴,便“口授”出来,让其代为转达。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汪精卫客死日本,一时议论纷纷。作为历史学家,陈寅恪对一位已“盖棺”的政治人物应该怎样“定论”,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他急于让吴宓将诗抄示萧公权,却很是耐人寻味。萧公权是专治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陈寅恪是要用他的见解,去影响一位政治学家对汪精卫的评判吗?
《阜昌》到底写了些什么呢?先来看看吴宓的抄本: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论,一局收枰胜属谁。
事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有传疑。
首联有两个夹注,“阜昌”后是:“刘豫为齐帝年号。”“集选中州未肯遗”后是:“元遗山选《中州集》,列入齐曹王刘豫诗。按豫曾为进士。”显然,这是将汪精卫比作配合金兵入侵宋境、受金人册封为齐帝的刘豫了。说元好问不因刘豫的政治行为,而抹煞他诗界的地位,表明了陈寅恪对待汪精卫的态度。
颔联中的阮瑀和褚渊,也是指汪精卫。阮瑀即阮籍之父,建安七子之一。据说他才思敏捷,落笔成章。为曹操谋士时,起草文书呈上,曹操提笔欲有改订,竟发现不能增损一字。汪精卫为孙中山草拟“总理遗嘱”,孙中山也完全赞同,没有一字添改。褚渊是南朝人,曾在宋、齐两朝为官,他与汪精卫的可比之处较多。其一,那个有“面首三十”的山阴公主,得知褚渊貌美,让皇帝将他赐给自己,百般引诱,褚渊却能坐怀不乱;汪精卫也有“民国美男子”之誉,且从未有滥情的表现。其二,宋明帝临终,封褚渊为中书令,托他与袁粲一同协理国事,袁粲死节于宋,褚渊却助萧道成篡宋建齐,因此受世人唾弃;汪精卫的情形颇为类似。其三,褚渊任南齐司徒时,一次乘车外出,阁道断裂,掉入水中,有人嘲笑他为“落水三公”,“褚渊落水”便成了典故;汪精卫与日本人合作,当然是“落水”了。在这一联中,陈寅恪一面肯定汪精卫的才华,一面又为他未能早成烈士而最终“落水”感到可悲。
颈联没有用典。尾联是借“精卫填海”的神话,暗喻现实。“东海”即东瀛,指日本;“冤禽”即精卫鸟,指汪精卫;“有传疑”指当时关于汪精卫之死有种种传闻。后两联的意思比较明显,陈寅恪本着知人论世的史识,充分考虑到时局的复杂性。他对汪精卫不是简单的谴责,更没有一味地去“妖魔化”,而是在讽喻的同时,又因怜惜其才而表示惋惜。在《陈寅恪诗集》里,这后四句文字略有差异: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心难论”改成“心难问”,“事变”改成“世变”,“有传疑”改成“总传疑”,意思都更进一层,复杂的心态愈加明显。由此也可以肯定,吴宓抄录的是初稿,后来,陈寅恪又作推敲,修订成诗集中保留的样子。
《吴宓日记》中的这首诗,原本没有标题。《陈寅恪诗集》中题为“阜昌”,实际上是取首二字为题,相当于“无题”。两相对照,前后是一致的。陈寅恪会不会一度将此诗的标题拟定为“题双照楼集”呢?可能性不大。首先,汪精卫生前出版的有《汪精卫文存》、《汪精卫集》及《双照楼诗词稿》等,并没有什么《双照楼集》,写成“题双照楼集”,至少有悖历史学家的严谨。再说,此诗写作的动机是“挽汪精卫”,并非是在几乎双目失明的状态下,看了什么书有感而作。也许,是传抄者怕人读不懂诗的内容,又不便直书汪精卫的名字,才像钱钟书《题某氏集》那样,给它按上一个隐讳的标题吧?”
“谢泳先生在一家旧书店购得一册诗词抄本,其中录有陈寅恪的作品。据说,《陈寅恪诗集》中的《阜昌》一诗,见于抄本的标题为《题双照楼集》。谢泳先生认为,这应该是“原题”,而“标题的改动有复杂的原因”(《万象》第七卷第十二期)。
陈寅恪《阜昌》诗作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题下有小序:“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据《吴宓日记》,陈寅恪于十二月十四日因眼疾住进存仁医院,十七日,“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兆铭)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日记随后抄录了全诗。
这应是《阜昌》的第一个抄本,因为该诗作于住院期间,如果陈寅恪有手写稿,大可直接拿给吴宓看。他似乎只是打好了腹稿,听说吴宓将赴招待萧公权的晚宴,便“口授”出来,让其代为转达。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汪精卫客死日本,一时议论纷纷。作为历史学家,陈寅恪对一位已“盖棺”的政治人物应该怎样“定论”,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他急于让吴宓将诗抄示萧公权,却很是耐人寻味。萧公权是专治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陈寅恪是要用他的见解,去影响一位政治学家对汪精卫的评判吗?
《阜昌》到底写了些什么呢?先来看看吴宓的抄本: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论,一局收枰胜属谁。
事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有传疑。
首联有两个夹注,“阜昌”后是:“刘豫为齐帝年号。”“集选中州未肯遗”后是:“元遗山选《中州集》,列入齐曹王刘豫诗。按豫曾为进士。”显然,这是将汪精卫比作配合金兵入侵宋境、受金人册封为齐帝的刘豫了。说元好问不因刘豫的政治行为,而抹煞他诗界的地位,表明了陈寅恪对待汪精卫的态度。
颔联中的阮瑀和褚渊,也是指汪精卫。阮瑀即阮籍之父,建安七子之一。据说他才思敏捷,落笔成章。为曹操谋士时,起草文书呈上,曹操提笔欲有改订,竟发现不能增损一字。汪精卫为孙中山草拟“总理遗嘱”,孙中山也完全赞同,没有一字添改。褚渊是南朝人,曾在宋、齐两朝为官,他与汪精卫的可比之处较多。其一,那个有“面首三十”的山阴公主,得知褚渊貌美,让皇帝将他赐给自己,百般引诱,褚渊却能坐怀不乱;汪精卫也有“民国美男子”之誉,且从未有滥情的表现。其二,宋明帝临终,封褚渊为中书令,托他与袁粲一同协理国事,袁粲死节于宋,褚渊却助萧道成篡宋建齐,因此受世人唾弃;汪精卫的情形颇为类似。其三,褚渊任南齐司徒时,一次乘车外出,阁道断裂,掉入水中,有人嘲笑他为“落水三公”,“褚渊落水”便成了典故;汪精卫与日本人合作,当然是“落水”了。在这一联中,陈寅恪一面肯定汪精卫的才华,一面又为他未能早成烈士而最终“落水”感到可悲。
颈联没有用典。尾联是借“精卫填海”的神话,暗喻现实。“东海”即东瀛,指日本;“冤禽”即精卫鸟,指汪精卫;“有传疑”指当时关于汪精卫之死有种种传闻。后两联的意思比较明显,陈寅恪本着知人论世的史识,充分考虑到时局的复杂性。他对汪精卫不是简单的谴责,更没有一味地去“妖魔化”,而是在讽喻的同时,又因怜惜其才而表示惋惜。在《陈寅恪诗集》里,这后四句文字略有差异: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心难论”改成“心难问”,“事变”改成“世变”,“有传疑”改成“总传疑”,意思都更进一层,复杂的心态愈加明显。由此也可以肯定,吴宓抄录的是初稿,后来,陈寅恪又作推敲,修订成诗集中保留的样子。
《吴宓日记》中的这首诗,原本没有标题。《陈寅恪诗集》中题为“阜昌”,实际上是取首二字为题,相当于“无题”。两相对照,前后是一致的。陈寅恪会不会一度将此诗的标题拟定为“题双照楼集”呢?可能性不大。首先,汪精卫生前出版的有《汪精卫文存》、《汪精卫集》及《双照楼诗词稿》等,并没有什么《双照楼集》,写成“题双照楼集”,至少有悖历史学家的严谨。再说,此诗写作的动机是“挽汪精卫”,并非是在几乎双目失明的状态下,看了什么书有感而作。也许,是传抄者怕人读不懂诗的内容,又不便直书汪精卫的名字,才像钱钟书《题某氏集》那样,给它按上一个隐讳的标题吧?”
参考资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5d544b0100h2a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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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阜昌》诗:
“谢泳先生在一家旧书店购得一册诗词抄本,其中录有陈寅恪的作品。据说,《陈寅恪诗集》中的《阜昌》一诗,见于抄本的标题为《题双照楼集》。谢泳先生认为,这应该是“原题”,而“标题的改动有复杂的原因”(《万象》第七卷第十二期)。
陈寅恪《阜昌》诗作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题下有小序:“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据《吴宓日记》,陈寅恪于十二月十四日因眼疾住进存仁医院,十七日,“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兆铭)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日记随后抄录了全诗。
这应是《阜昌》的第一个抄本,因为该诗作于住院期间,如果陈寅恪有手写稿,大可直接拿给吴宓看。他似乎只是打好了腹稿,听说吴宓将赴招待萧公权的晚宴,便“口授”出来,让其代为转达。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汪精卫客死日本,一时议论纷纷。作为历史学家,陈寅恪对一位已“盖棺”的政治人物应该怎样“定论”,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他急于让吴宓将诗抄示萧公权,却很是耐人寻味。萧公权是专治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陈寅恪是要用他的见解,去影响一位政治学家对汪精卫的评判吗?
《阜昌》到底写了些什么呢?先来看看吴宓的抄本: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论,一局收枰胜属谁。
事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有传疑。
首联有两个夹注,“阜昌”后是:“刘豫为齐帝年号。”“集选中州未肯遗”后是:“元遗山选《中州集》,列入齐曹王刘豫诗。按豫曾为进士。”显然,这是将汪精卫比作配合金兵入侵宋境、受金人册封为齐帝的刘豫了。说元好问不因刘豫的政治行为,而抹煞他诗界的地位,表明了陈寅恪对待汪精卫的态度。
颔联中的阮瑀和褚渊,也是指汪精卫。阮瑀即阮籍之父,建安七子之一。据说他才思敏捷,落笔成章。为曹操谋士时,起草文书呈上,曹操提笔欲有改订,竟发现不能增损一字。汪精卫为孙中山草拟“总理遗嘱”,孙中山也完全赞同,没有一字添改。褚渊是南朝人,曾在宋、齐两朝为官,他与汪精卫的可比之处较多。其一,那个有“面首三十”的山阴公主,得知褚渊貌美,让皇帝将他赐给自己,百般引诱,褚渊却能坐怀不乱;汪精卫也有“民国美男子”之誉,且从未有滥情的表现。其二,宋明帝临终,封褚渊为中书令,托他与袁粲一同协理国事,袁粲死节于宋,褚渊却助萧道成篡宋建齐,因此受世人唾弃;汪精卫的情形颇为类似。其三,褚渊任南齐司徒时,一次乘车外出,阁道断裂,掉入水中,有人嘲笑他为“落水三公”,“褚渊落水”便成了典故;汪精卫与日本人合作,当然是“落水”了。在这一联中,陈寅恪一面肯定汪精卫的才华,一面又为他未能早成烈士而最终“落水”感到可悲。
颈联没有用典。尾联是借“精卫填海”的神话,暗喻现实。“东海”即东瀛,指日本;“冤禽”即精卫鸟,指汪精卫;“有传疑”指当时关于汪精卫之死有种种传闻。后两联的意思比较明显,陈寅恪本着知人论世的史识,充分考虑到时局的复杂性。他对汪精卫不是简单的谴责,更没有一味地去“妖魔化”,而是在讽喻的同时,又因怜惜其才而表示惋惜。在《陈寅恪诗集》里,这后四句文字略有差异: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心难论”改成“心难问”,“事变”改成“世变”,“有传疑”改成“总传疑”,意思都更进一层,复杂的心态愈加明显。由此也可以肯定,吴宓抄录的是初稿,后来,陈寅恪又作推敲,修订成诗集中保留的样子。
《吴宓日记》中的这首诗,原本没有标题。《陈寅恪诗集》中题为“阜昌”,实际上是取首二字为题,相当于“无题”。两相对照,前后是一致的。陈寅恪会不会一度将此诗的标题拟定为“题双照楼集”呢?可能性不大。首先,汪精卫生前出版的有《汪精卫文存》、《汪精卫集》及《双照楼诗词稿》等,并没有什么《双照楼集》,写成“题双照楼集”,至少有悖历史学家的严谨。再说,此诗写作的动机是“挽汪精卫”,并非是在几乎双目失明的状态下,看了什么书有感而作。也许,是传抄者怕人读不懂诗的内容,又不便直书汪精卫的名字,才像钱钟书《题某氏集》那样,给它按上一个隐讳的标题吧?”
“谢泳先生在一家旧书店购得一册诗词抄本,其中录有陈寅恪的作品。据说,《陈寅恪诗集》中的《阜昌》一诗,见于抄本的标题为《题双照楼集》。谢泳先生认为,这应该是“原题”,而“标题的改动有复杂的原因”(《万象》第七卷第十二期)。
陈寅恪《阜昌》诗作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题下有小序:“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据《吴宓日记》,陈寅恪于十二月十四日因眼疾住进存仁医院,十七日,“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兆铭)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日记随后抄录了全诗。
这应是《阜昌》的第一个抄本,因为该诗作于住院期间,如果陈寅恪有手写稿,大可直接拿给吴宓看。他似乎只是打好了腹稿,听说吴宓将赴招待萧公权的晚宴,便“口授”出来,让其代为转达。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汪精卫客死日本,一时议论纷纷。作为历史学家,陈寅恪对一位已“盖棺”的政治人物应该怎样“定论”,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他急于让吴宓将诗抄示萧公权,却很是耐人寻味。萧公权是专治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陈寅恪是要用他的见解,去影响一位政治学家对汪精卫的评判吗?
《阜昌》到底写了些什么呢?先来看看吴宓的抄本: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论,一局收枰胜属谁。
事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有传疑。
首联有两个夹注,“阜昌”后是:“刘豫为齐帝年号。”“集选中州未肯遗”后是:“元遗山选《中州集》,列入齐曹王刘豫诗。按豫曾为进士。”显然,这是将汪精卫比作配合金兵入侵宋境、受金人册封为齐帝的刘豫了。说元好问不因刘豫的政治行为,而抹煞他诗界的地位,表明了陈寅恪对待汪精卫的态度。
颔联中的阮瑀和褚渊,也是指汪精卫。阮瑀即阮籍之父,建安七子之一。据说他才思敏捷,落笔成章。为曹操谋士时,起草文书呈上,曹操提笔欲有改订,竟发现不能增损一字。汪精卫为孙中山草拟“总理遗嘱”,孙中山也完全赞同,没有一字添改。褚渊是南朝人,曾在宋、齐两朝为官,他与汪精卫的可比之处较多。其一,那个有“面首三十”的山阴公主,得知褚渊貌美,让皇帝将他赐给自己,百般引诱,褚渊却能坐怀不乱;汪精卫也有“民国美男子”之誉,且从未有滥情的表现。其二,宋明帝临终,封褚渊为中书令,托他与袁粲一同协理国事,袁粲死节于宋,褚渊却助萧道成篡宋建齐,因此受世人唾弃;汪精卫的情形颇为类似。其三,褚渊任南齐司徒时,一次乘车外出,阁道断裂,掉入水中,有人嘲笑他为“落水三公”,“褚渊落水”便成了典故;汪精卫与日本人合作,当然是“落水”了。在这一联中,陈寅恪一面肯定汪精卫的才华,一面又为他未能早成烈士而最终“落水”感到可悲。
颈联没有用典。尾联是借“精卫填海”的神话,暗喻现实。“东海”即东瀛,指日本;“冤禽”即精卫鸟,指汪精卫;“有传疑”指当时关于汪精卫之死有种种传闻。后两联的意思比较明显,陈寅恪本着知人论世的史识,充分考虑到时局的复杂性。他对汪精卫不是简单的谴责,更没有一味地去“妖魔化”,而是在讽喻的同时,又因怜惜其才而表示惋惜。在《陈寅恪诗集》里,这后四句文字略有差异: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心难论”改成“心难问”,“事变”改成“世变”,“有传疑”改成“总传疑”,意思都更进一层,复杂的心态愈加明显。由此也可以肯定,吴宓抄录的是初稿,后来,陈寅恪又作推敲,修订成诗集中保留的样子。
《吴宓日记》中的这首诗,原本没有标题。《陈寅恪诗集》中题为“阜昌”,实际上是取首二字为题,相当于“无题”。两相对照,前后是一致的。陈寅恪会不会一度将此诗的标题拟定为“题双照楼集”呢?可能性不大。首先,汪精卫生前出版的有《汪精卫文存》、《汪精卫集》及《双照楼诗词稿》等,并没有什么《双照楼集》,写成“题双照楼集”,至少有悖历史学家的严谨。再说,此诗写作的动机是“挽汪精卫”,并非是在几乎双目失明的状态下,看了什么书有感而作。也许,是传抄者怕人读不懂诗的内容,又不便直书汪精卫的名字,才像钱钟书《题某氏集》那样,给它按上一个隐讳的标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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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你好,应题目要求,查找了资料。对于这首《阜昌诗》有了一定的了解,也学习了很多知识。网络上对于这首诗的介绍有很多,甚至是杂乱。下面就查到的资料,简要描述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首先,这是陈演恪先生惋悼汪精卫的。字面的大意,我是这样认为的:
当年女真兴趣侵入中原,刘豫做了傀儡。听说刘豫这个人挺有才学,出口作诗。元遗山选《中州集》时,并没有着意于他的生平遭遇,而是将他的诗词选入集中。阮瑀最初是不愿意为曹操做事情的,但后来曹操放火烧山,他也还是做了曹操的客聊。褚渊没有像袁粲一样死节于宋,然而他的经历和声名,却更加悲惨。
谈论千古历史,谁知道这些当事人的心里是怎样想的呢?就如同下棋,等到棋子落定,又是谁胜谁败了呢?这世道变迁不定,可是直到东海干涸。关于这段汪兆铭的公案却总也不能定下结论。
这首诗所引录的典故有许多,分别列举了刘豫,阮瑀,褚渊等人物,用来与汪精卫做比较。陈老对于汪精卫的生平并未有太多的评价,只是列举事实。但表达出自己对外界对于汪精卫的评价,有些是不苟同的,认为汪精卫的功过是非并不能一言而论。
最后一句的“怨禽”是指精卫鸟,也就是汪精卫了。
首先,这是陈演恪先生惋悼汪精卫的。字面的大意,我是这样认为的:
当年女真兴趣侵入中原,刘豫做了傀儡。听说刘豫这个人挺有才学,出口作诗。元遗山选《中州集》时,并没有着意于他的生平遭遇,而是将他的诗词选入集中。阮瑀最初是不愿意为曹操做事情的,但后来曹操放火烧山,他也还是做了曹操的客聊。褚渊没有像袁粲一样死节于宋,然而他的经历和声名,却更加悲惨。
谈论千古历史,谁知道这些当事人的心里是怎样想的呢?就如同下棋,等到棋子落定,又是谁胜谁败了呢?这世道变迁不定,可是直到东海干涸。关于这段汪兆铭的公案却总也不能定下结论。
这首诗所引录的典故有许多,分别列举了刘豫,阮瑀,褚渊等人物,用来与汪精卫做比较。陈老对于汪精卫的生平并未有太多的评价,只是列举事实。但表达出自己对外界对于汪精卫的评价,有些是不苟同的,认为汪精卫的功过是非并不能一言而论。
最后一句的“怨禽”是指精卫鸟,也就是汪精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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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赞汪精卫的赋诗才能。第二句,写汪的命运不佳。第三句,写汪虽死,但盖棺难论。第四句,说历史中的一些盖棺论定的事,看起来还是疑点重重的。总结,反映出陈对汪才华的叹息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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