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如何评价周厉王人物形象

Answer 1

《史记》记载
　　夷王逝世后，儿子厉王胡继位。厉王登位三十年，贪财好利，亲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规谏厉王说：“王室恐怕要衰微了！那个荣公只喜欢独占财利，却不懂得大祸难。财利，是从各种事物中产生出来的，是天地自然拥有的，而有谁想独占它，那危害就大了。天地间的万物谁都应得到一份，哪能让一个人独占呢？独占就会触怒很多人，却又不知防备大祸难。荣公用财利来引诱您，君王您难道能长久吗？做人君的人，应该是开发各种财物分发给上下群臣百姓。使神、人、万物都能得到所应得的一份，即使这样，还要每日小心警惕，恐怕招来怨恨呢。所以《颂诗》说：‘我祖后稷有文德，功高能比天与地。种植五谷养万民，无人不向你看齐。’《大雅》说：‘广施恩泽开周业。’这不正是说要普施财利而且要警惕祸难来临吗？正是因为这样，先王才能建立起周朝的事业一直到现在。而如今，君王您却去学独占财利，这怎么行呢？普通人独占财利，尚且被人称为是强盗；您如果也这样做，那归服您的人就少啦。荣公如果被重用，周朝肯定要败亡了。”厉王不听劝谏，还是任用荣公做了卿士，掌管国事。
　　厉王暴虐无道，放纵骄傲，国人都公开议论他的过失。召公劝谏说：“人民忍受不了您的命令了！”厉王发怒，找来一个卫国的巫师，让他来监视那些议论的人，发现了后就来报告，立即杀掉。这样一来，议论的人少了，可是诸侯也不来朝拜了。三十四年，厉王更加严苛，国人没有谁再敢开口说话，路上相见也只能互递眼色示意而已。厉王见此非常高兴，告诉召公说：“我能消除人们对我的议论了，他们都不敢说话了。”召公说：“这只是把他们的话堵回去了。堵住人们的嘴巴，要比堵住水流更厉害。水蓄积多了，一旦决口，伤害人一定会多；不让民众说话，道理也是一样。所以，治水的人开通河道，使水流通畅，治理民众的人，也应该放开他们，让他们讲话。所以天子治理国政，使公卿以下直到列士都要献讽喻朝政得失的诗篇，盲人乐师要献所映民情的乐曲，史官要献可资借鉴的史书，乐师之长要献箴戒之言，由一些盲乐师诵读公卿列士所献的诗，由另一些盲乐师诵读箴戒之言，百官可以直接进谏言，平民则可以把意思辗转上达天子，近臣要进行规谏，同宗亲属要补察过失，乐师、太史要负责教诲，师、傅等年长者要经常告诫，然后由天子斟酌而行，所以事情做起来很顺当，没有错误。民众有嘴巴，就如同大地有山川，财货器用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民众有嘴巴，又好像大地有饶田沃野，衣服粮食也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民众把话从嘴里说出来了，政事哪些好哪些坏也就可以从这里看出来了。好的就实行，坏的就防备这个道理，就跟大地出财物器用衣服粮食是一样的。民众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心里考虑好了就去做。如果堵住他们的嘴巴，那能维持多久呢！”厉王不听劝阻。从此，国人都不敢说话，过了三年，大家就一起造反，袭击厉王。厉王逃到彘。
　　厉王的王太子静被藏在召公家里，国人知道了，就把召公家包围起来，召公说：“先前我多次劝谏君王，君王不听，以至于遭到这样的灾难。如果现在王太子被人杀了，君王将会以为我对他们记仇而在怨恨君王吧？待奉国君的人，即使遇到危险也不该怨恨；即使怨恨也不该发怒，更何况待奉天子呢？”于是用自己的儿子代替了王太子，王太子终于免遭杀害。
　　召公、周公二辅相共理朝政，号称“共和”（前841）。共和十四年（前828），厉王死在彘地。太子静已在召公家长大成人，二辅相就一块儿扶立他为王，这就是宣王。宣王登位之后，由二相辅佐，修明政事，师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遗风，诸侯又都尊奉周王室了。十二年（前816），鲁武公前来朝拜天子。

方法
1
在政治上，厉王改变了周、召二公“世为卿士”的惯例，起用了在经济、军事上有专长的荣夷公和虢公长父。这一做法自然遭到了贵族们的强烈反对。被认为是召穆公哀伤周室大坏的诗《荡》，就抗议厉王用“贪暴”之人而不用“旧章旧臣”。“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意思是：你(指周厉王)的品德不明，因此不知道谁做辅佐，不知谁做公卿。然后话锋一转，用训诫的口吻讲起了历史：“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大意是：殷的灭亡不能怨上帝，是殷王不用旧臣的缘故。而“你”现在的做法可是有殷这个“典型”的。这类意见还见于《诗·大雅·板》中：“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意思是王族及世族的子弟才是国家的栋梁。诗中一再强调“大邦”、“大宗”， 意在不要打破旧的政治秩序。《诗序》说：“《板》，凡伯刺厉王也”，郑笺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为卿士”。魏源还认为这个凡伯就是共伯和。无论其是否为共伯和，但其人为“周同姓”的大族是确定无疑的，而且曾一度入为王朝的卿士高官，显见其本人在“大邦”、“大宗”之列。不过，其写诗时大概是已经被厉王撤换了，其怨愤之情，排遣入诗。《诗·大雅·桑柔》：“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这是另一勋贵大臣芮良夫告诫厉王，让他小心谨慎，让他优待功臣宿旧，给他们以爵位。
　　在经济上，厉王力图振兴残破的王室经济，他抓住了“专利”和农业这两个主要环节。
　　《国语·周语》：“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这是芮良夫对周厉王所作的谏言。历来认为是芮良夫“反对封建君主与贵族垄断山林川泽的生产”。实则西周时代的山林川泽早巳为各级贵族所有，厉王的“专利”决不是“垄断”的意思，更谈不上“与民争利”，倒是他从贵族占有的山林川泽中规定了若干项向王室交纳的“专项”物质财富，一一对此时人已有论述，本文不拟深论。芮良夫明确指出“今王学专利”，“学”就是讲厉王要在贵族的山林川泽中规定专项的贡赋税收之类的内容。胡寄窗先生说芮良夫“代表了自由小工商业者利益”，这是正确的评价。《逸周书·芮良夫篇》有相似的记载。(芮良夫)戒执政同僚说：“道(导)王不若(顺)，专利作威。佐乱进祸，民将弗堪!”又说：“今执政小子惟以贪谀事王，不勤德以备难，下民胥怨。财力单竭，手足靡措，弗堪载上，不其乱而?” “今尔执政小子不图大□，偷生苟安,爵以贿成,贤知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并得厥术，惟曰哀哉!”芮良夫称同僚为“执政小子”，说明执政者为中年以下的人，在厉王时代的“执政小于”很可能就是荣夷公。从语气上看显然是以勋旧宿臣的口吻训诫后进的，指责的内容为“专利作威”、“以贪谀事王”。这主要是针对荣夷公帮助厉王在经济上采取了打击贵族经济以加强王室经济的改革措施。而其中的“爵以贿成”则说明爵位的授予开始有了功利主义的倾向一一用金钱出卖爵位以解决王室经济的困难了。
　

2
重视农业是厉王改革的又一项重大措施。《诗·大雅·桑柔》：“好是稼穑，力民代食，稼穑惟宝，代食维好”，大意是：你厉王只知道抓农业，以“稼穑”为国宝。正是厉王发展农业的有力佐证。
　　在军事上，厉王力图改变周边少数族屡次入侵的状况，解决积弱之弊。他派虢公长父在南方作战：“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长父伐之不克”( 《古本竹书纪年》 )。这是厉王即位三年时的情况：淮夷已进逼到洛邑，已为周王朝的大患，但由于国力不强，故虢公长父不能取胜。经过几年的振作之后，大概是取得了一些军事胜利的，然而史书无载，此不好断言。不过从《史记·楚世家》中可以透露一些消息：“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熊渠甚很江汉间民和，……乃立其长子康为句宣王，中子红为鄂王，……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这就告诉我们，在江汉间强大的熊渠，在夷王时即已称王。但到周厉王改革后，周王朝强大震摄四方。绝非即位初期连一个淮夷都不能制伏的状况了。不然，仅因为他的“暴虐”，面对实际上积贫积弱的周王室，熊渠怎么能“畏其伐楚”而自动取消王号?熊渠必不怕纸老虎的。而且“亦去其王”的“亦”字，说明楚去王号前一定有好些诸侯在强大的中央军事势力下被击败，退而臣服，熊渠见了自然畏惧。
　　在法律上，厉王采取加强法制的措施。这在先秦以来的儒家观念中就是行“暴政”了。周厉王在宗法观念极强的时候，为了保证经济、政治上的改革，竟不惜使用了高压手段：“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史记·周本纪》)。应注意的是：“以告则杀之”的标准是什么?是无故滥杀吗?显然不是的。早在穆王时已制订“五刑之属”据说有三千种之多，厉王行法，不必草创：刑罚三千，量一“诽谤”之罪必有所本。厉王用法制来维护“革典”的进行，不会仅用卫巫一个人，很可能是以卫巫为首的一个执行法律的特别机构。因为明显不过的是：卫巫一入能监视多少“谤者”?可以推断：卫巫手下的人散在京城中监视在公众场合发表议论的“国人”，而卫巫本人及其亲信则可能留在宫廷周围监视官吏中敢对新政提出不同意见的人。由此可见，厉王为了确保“革典”的进行，采用简单、幼稚粗暴手段的，被反对派(不妨说是保守派)用来指责其行“暴政”，上下唾骂几千年了。然而，厉王的“暴”不过是人们抽象出来的“以告则杀之”而已。

3
周厉王的功过是非
　　为了维护政权，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杀人，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为什么厉王则独享此名?与历史上的另几位著名昏君比较一下，就会发现问题：
　　人们对桀、纣的结论是有具体内容的：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史记·夏本纪》)；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以酒为池，县肉为林”(《史记·殷本纪》)。追求个人糜烂的生活，是一切昏暴帝王的共同点，然而对于厉王，《国语》只载其“虐”，没有一种记载涉及到其个人生活的奢侈腐化、滥用民力的情况。到清代，魏源的说法更集中地概括了幽厉二王的情况， 《诗古微》说： “幽厉之恶，无大于亲小人，而幽则艳妻、奄寺，皆倾惑柔恶之人；厉则疆御、掊克、皆爪牙刚恶之人”。古人称西周昏王，向以幽厉并称，而以幽居前，于贬损之中，尚稍有区别，因为幽王的罪恶比厉王具体得多。魏源说的“疆御”，指的是厉王的卿士、主管军事征伐的虢公长父；所说的“掊克”，指的是厉王另一卿士、主管财政的荣夷公。称二人为“爪牙刚恶之人”，倒说明了厉王的这两个心腹在推行改革时的坚决态度。
　　由上所知，周厉王是一个面对“积重难返局面”的改革家，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但他的对立面是强大的就贵族，加之他没有经验（因为是第一人，因此他不可能向前朝借鉴什么），改革的牵涉到了过多人的利益，以至于贵族不满，连“国人”也反对。他进行了一场失败的改革，但他的经验教训对后代的改革者是大有益处的。

方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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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厉王改革何以夭折
　　中国历史文献记载最早的“改革家”应是周厉王，不过，他却是以“反面人物”载入史册的。周厉王是西周第十位王，在位37年。史家对周厉王的唯一好评是“中国最早的改革家”，却因其“改革”导致身败名裂，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暴君”。
西周从昭王起就已“王道微缺”(《史记·周本纪》)了，到周夷王时，出现了“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史记·楚世家》)的局面。厉王面前只有两条路——维持现状不改革，等死！或者改革，拼死走出困境。
为了振兴王室经济，厉王继夷王位不久，就起用“善于理财”，时称“好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做“卿士”。荣夷公的经济改革政策有三：一是下令将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不准平民采樵渔猎；二是出售爵位官职，从富人手里取财；三是取缔平民开垦的“私田”，并从平民原有份地上增加税收。强行剥夺贵族经济资源动摇王室的政治基础，失去上层社会支持。卖官鬻爵出卖权力合法性和王朝权威，破坏吸纳人才的正常渠道，降低了官员素质，败坏吏治，中层成为腐朽的断层。贪官行政必然破坏规则，扭曲政策，以权谋私，使改革失去正义性，丧失道义和人心。强行剥夺贫民资产，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底层成了民怨沸腾的火山。荣夷公目光短浅的经济政策使王室单方面得到实惠，而普通贵族、平民均成了改革受害者，导致群起而攻之。如此改革，形同自残。

在军事上，厉王力图武力解决以楚为首的称王称霸诸侯，重振王室的主导地位，改变周边少数民族屡次入侵的状况，解决积弱之弊，为此，他派虢公长父在南方作战。改革需要长期和平，相对稳定的内外环境。周厉王在经济实力不足，内政不稳，遇到重重阻力的情况下发动对诸侯和部落的战争，不但加剧了财政困难，而且进一步恶化了内外环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优先实现中原地区和平崛起，综合运用政治协商、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解决诸侯问题，用外交手段解决周边纷争，通过局部战争消除最主要的军事威胁。厉王内外树敌，如玩火自焚。
厉王为了确保“革典”的进行，采用粗暴手段对付反对派(保守派)，“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史记·周本纪》)。卫巫手下的人散在京城中监视在公众场合发表议论的“国人”，卫巫本人及其亲信则在宫廷周围监视官吏中敢对新政提出不同意见的人。高压手段取得短期效果，国人敢怒不敢言，“道路以目”。周厉王十分得意，自以为“吾能弥谤矣”。召公看到普遍积怨潜在的政治危机，劝告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必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国语·周语上》)周厉王不听，继续倒行逆施，终于引起“国人暴动”。厉王的简单、幼稚、粗暴的做法无异于自杀。
社会改革涉及社会各个层面，没有普遍共识的改革很难成功。利益格局调整势必引起不平衡，不满意，“谤王”是贵族、官吏和民众对“革典”的正常反应。理智的做法应该立足于解放思想，微调渐进，先易后难，顺势而为。不同意见未必都是错误的，对“谤王”应该虚心听取，分类疏导，化解怨恨，以高压对待势必导致群情激愤。厉王充当朝野公敌，简直就是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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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厉王改革的“死穴”在于没有认识到“王室一统”与“诸侯自治”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武王克商以后，对广大的东南地区实行“分封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建立诸侯国。统一的国家必须军权集中，诸侯地方军先变成诸侯争霸的工具，最后成为威胁中央的刀具。在分封制下，诸侯的政治身份存在逻辑矛盾。在中央王朝看来，诸侯的权力来自王朝，国相由朝廷委派，诸侯应是朝廷的派出机构，诸侯必须听从王命，朝贡纳税。在诸侯看来，我是自治地方，我的地盘我做主。诸侯王的家族特权、个人权力与王朝权威之间存在伦理矛盾。诸侯家族的自治权系成王所封，世袭罔替，诸侯后代继承父辈权力，并非朝廷任命。诸侯王位世袭制架空朝廷分封的“派出”性质。权力只为其来源负责，世袭诸侯王对成王之后周王的政治感情、忠诚度和责任心逐代衰减，诸侯逐渐离心离德，藐上，抗上，直至犯上作乱。
各级政府事权应与财权对应。实际上，周王室与诸侯的事权与财权关系不清，诸侯的财权没有限度，对上义务不明确。诸侯向本地百姓征税，周王朝分配给诸侯的赋税任务又被诸侯分摊给百姓，结果是百姓没少缴，中央没多得。诸侯经济恶性膨胀，个别野心勃勃的诸侯王暗中扩充军队，尾大不掉。强势诸侯的军事经济扩张迫使其他诸侯为自强自保而扩张军力，中央王朝无力制止诸侯之间的武力争霸，弱势诸侯得不到王室保护，被迫结盟互保，王室失去权威，必然衰微。
厉王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政治体制改革，适时“削藩”，实行中央集权制，或者中原地区与诸侯国“一国两制”，或者实行军事外交集权，人事、财政、法制纵向分权的“联盟制”。厉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粗浅改革没有兼顾王朝与诸侯、平民三方面的利益，以中央王朝利益和需要为宗旨的单方面改革政策很难行得通。
“王道微缺”，周厉王不愿等死，本想拼死杀出一条血路，走出困境，结果决策不当，拼死成了找死，一场“国人暴动”结束了他的改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