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心学”理论是什么?谈谈他对学前教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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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心学就是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由此发展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理念。人要想成贤成圣应该反求诸己不假外求。至于学前教育,我不知道您指的什么,因为宋明理学属于“大学”,和“小学”相对,据说孔子时代就是成人之后才学习的学问。实在谈不上对学前教育有什么影响,不如您在追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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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其实就是展现出来的禅学。还有“致良知”其实就是佛学中讲到的菩提(菩提:智慧、境界.)。
王阳明的才能主要表现在两军交战、平定叛军、抚恤军民,这都是无人能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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虏惊扰撞夹起初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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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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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大的话题,不知道怎么可能和学前教育扯上关系,牵强附会只会误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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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心学理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用四句话就可以阐述: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我们的心本来是没有善也没有恶的,首先是起心。起心之后就有了识别的善恶之分。
王阳明所有的理论都是围绕“无善无恶”→“起心”来展开的。
王阳明当年所受的教育是儒家思想的教育,他的心学理论也是用儒学来表述的,当然了,也只有这样当时的人才能接受,才能更好的理解。
王阳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其实就是展现出来的禅学。还有“致良知”其实就是佛学中讲到的菩提(菩提:智慧、境界.)。
王阳明的才能主要表现在两军交战、平定叛军、抚恤军民,这都是无人能及的。
思想主张
王守仁秉承陆九渊的学说,使陆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因此他们被称为“陆王学派”。陆九渊从“心即理”说出发,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王守仁并不满意陆九渊的解释,他说:陆象山之学,“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虽亦未免沿袭之累”。
王守仁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正如陆九渊所言“心接具是理,心即理也”,何消外求?故明“本心”则明“天理”。故王守仁强调:“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比如,当知道孝顺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已经对父母非常的孝顺和关心;知道仁爱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仁爱的方式对待周围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他的目的在于“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对于朱熹的“先知后行”等分裂知与行的理论,王守仁在他学生编著的《传习录》中是这样理解的,古代的圣贤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认为这样下去会造成浮夸的风气,于是开始强调要知,更要行,而后世的人就理解为要先知而后行,这就错误的理解了圣贤的意思。北京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王守仁经历过百死千难的人生体验,在五十岁时提出犹如画龙点睛般的学说宗旨“致良知”:“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人性本善,良知现成,但要懂得戒慎恐惧,所谓“慎独”(独处时犹如在大庭广众前,言行、思想均合乎礼仪),“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没有丝毫不善夹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心灵不受任何染污,这样良知自能百发百中。王阳明解释说:“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君子戒惧之功,无时或间(间断),则天理长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自无所昏蔽,自无所牵扰,自无所歉馁愧怍,动容周旋而中礼(合乎礼节),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斯乃所谓真洒落矣。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间断)。孰谓敬畏之心反为洒落累(牵累)耶?
王阳明倡“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求是”学风,并多有阐发。时至今日,“求是”精神仍然十分重要。浙江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中提出,“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管仲)。”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且进一步说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节庵公墓表》)王阳明《传习录拾遗》说:“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此说被称为“新四民论”。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
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诸求己。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
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即“知行合一”。
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这是王阳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即是“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穴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意鱼鸟自流形”的“真乐”或“真吾”状态。这种境界是超凡脱俗,摆脱个人名利毁誉贫富穷达束缚的自由状态。在这种“至乐”境界之中,人与“大化”流行,“逍遥”于“人生山水”之间,实现了社会与自然、理性与感性、美与善相统一,达到了一种活泼泼的怡悦的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
他的良知体验美学值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好好咂摸体验。在忙忙碌碌前行的道路上,偶一回头,发现先人衣决飘飘,面对蝇营狗苟生活着的人们,早已微笑的将我们宿命的留在艰苦跋涉的道路上,而兀自去追求那种自在清明的圣人生活去了。也只有在这假日,我才能去触摸内心本有的“良知“,王氏的“格物致知”显然对我而言,比朱熹的要亲和受用的多了。
王门四句教阐述了心体、性体和良知在其心学体系中所具有的多重意蕴,指出心、性、理三者的内涵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等同的,并通过心性“无善无不善”的分析,指出王阳明所说的“至善”是超越道德善恶的不可执之善。最后,通过对本体与工夫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四句教所内含的潜在矛盾,指出此矛盾是心学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十七岁时,他到南昌与诸养和之女诸氏成婚,可在结婚的当天,大家都找不到他。原来这天他闲逛中进了道教的铁柱宫,遇见一道士在那里打坐,他就向道士请教,道士给他讲了一通养生术,他便与道士相对静坐忘归,直到第二天岳父才把他找回去。此后他常常在各地和道士讨论养生的问题。
二十二岁时考进士不中,当时相当于宰相的内阁首辅李东阳笑着说:“你这次不中,来科必中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王阳明悬笔立就,朝中诸老惊为天才。嫉妒者议论说,这个年轻人若中了上第,必然目中无人。二十五岁再考时被忌者所压,又未考中。
二十八岁礼部会试时,他考试出色,名列前茅,中了进士,授兵部主事。王阳明早期尊崇程朱理学,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这就是著名的“守仁格竹”。从此,王阳明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驿丞。他来到中国西南山区,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守仁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他在这段时期写了“训龙场诸生”。其众多弟子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说: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他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载于《王文成公全书》,为一至三卷,亦有单行本。卷上是王守仁讲学的语录,内容包括他早期讲学时主要讨论的“格物论”、“心即理”,以及有关经学本质与心性问题;卷中主要是王守仁写给时人及门生的七封信,实际上是七封论学书,此外还有《社会教条》等。在卷中最有影响的是《答顾东桥书》(又名《答人论学书》)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着重阐述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理论;卷下一部分是讲学语录,另一部分是《朱子晚年定论》。《朱子晚年定论》包括王守仁写的序和由他辑录的朱熹遗文中三十四条“大悟旧说之非”的自责文字,旨在让朱熹作自我批评与自我否定,证明朱熹晚年确有“返本求真”的“心学”倾向。卷下收录的王守仁讲学语录主要是讨论“良知”与“致良知”的。《传习录》是由王门弟子徐爱和钱德洪等编辑的,它包括了王守仁学说的主要观点,历来被视作阳明学派的“教典”,是研究王守仁教育思想的重要资料。其中的语录是王门弟子分别记录的,编辑者只作了汇编工作,注明哪些条是由谁记录的,未作进一步地整理,因此各条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7封书信出自王守仁的手笔,是王守仁论学书的代表作,但阅读这些书信时,如果与其他有关论学书信联系起来看,它们更多的反映了王守仁晚年比较成熟的教育思想,但由于编者的取舍,如《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大学问》等重要著作未予收录其中,它对于了解和研究王守仁的教育思想,明显有不足之感。所以在评介《传习录》一书时,有必要联系《全书》中的其他篇章。
1.“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2.“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
3.“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
4.“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
5.“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
6.“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7.“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萤爝之微也,不亦谬乎?”
8.“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9.“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
10.“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11.“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
12.“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
由于明末的朱舜水远渡日本,把阳明学传到了日本,现在日本的水户市,还存有朱舜水的雕像。
阳明学在日本,直接成为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中,传统思想抵制全盘西化的基础,所以现在的日本,传统保留得比中国好很多。
蒋介石在日本期间,看到电车上很多日本人都在看王阳明的《传习录》,看一会,闭目沉思一会。他大为震惊,于是开始阅读《传习录》,并崇拜王阳明。
陶行知原名文濬,大学期间推崇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终身行为准则。并据此改名为“知行”。43岁时,他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改本名为陶行知。陶行知从心学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且终生以此自勉。
我们的心本来是没有善也没有恶的,首先是起心。起心之后就有了识别的善恶之分。
王阳明所有的理论都是围绕“无善无恶”→“起心”来展开的。
王阳明当年所受的教育是儒家思想的教育,他的心学理论也是用儒学来表述的,当然了,也只有这样当时的人才能接受,才能更好的理解。
王阳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其实就是展现出来的禅学。还有“致良知”其实就是佛学中讲到的菩提(菩提:智慧、境界.)。
王阳明的才能主要表现在两军交战、平定叛军、抚恤军民,这都是无人能及的。
思想主张
王守仁秉承陆九渊的学说,使陆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因此他们被称为“陆王学派”。陆九渊从“心即理”说出发,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王守仁并不满意陆九渊的解释,他说:陆象山之学,“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虽亦未免沿袭之累”。
王守仁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正如陆九渊所言“心接具是理,心即理也”,何消外求?故明“本心”则明“天理”。故王守仁强调:“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比如,当知道孝顺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已经对父母非常的孝顺和关心;知道仁爱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仁爱的方式对待周围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他的目的在于“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对于朱熹的“先知后行”等分裂知与行的理论,王守仁在他学生编著的《传习录》中是这样理解的,古代的圣贤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认为这样下去会造成浮夸的风气,于是开始强调要知,更要行,而后世的人就理解为要先知而后行,这就错误的理解了圣贤的意思。北京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王守仁经历过百死千难的人生体验,在五十岁时提出犹如画龙点睛般的学说宗旨“致良知”:“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人性本善,良知现成,但要懂得戒慎恐惧,所谓“慎独”(独处时犹如在大庭广众前,言行、思想均合乎礼仪),“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没有丝毫不善夹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心灵不受任何染污,这样良知自能百发百中。王阳明解释说:“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君子戒惧之功,无时或间(间断),则天理长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自无所昏蔽,自无所牵扰,自无所歉馁愧怍,动容周旋而中礼(合乎礼节),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斯乃所谓真洒落矣。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间断)。孰谓敬畏之心反为洒落累(牵累)耶?
王阳明倡“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求是”学风,并多有阐发。时至今日,“求是”精神仍然十分重要。浙江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中提出,“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管仲)。”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且进一步说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节庵公墓表》)王阳明《传习录拾遗》说:“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此说被称为“新四民论”。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
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诸求己。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
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即“知行合一”。
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这是王阳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即是“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穴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意鱼鸟自流形”的“真乐”或“真吾”状态。这种境界是超凡脱俗,摆脱个人名利毁誉贫富穷达束缚的自由状态。在这种“至乐”境界之中,人与“大化”流行,“逍遥”于“人生山水”之间,实现了社会与自然、理性与感性、美与善相统一,达到了一种活泼泼的怡悦的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
他的良知体验美学值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好好咂摸体验。在忙忙碌碌前行的道路上,偶一回头,发现先人衣决飘飘,面对蝇营狗苟生活着的人们,早已微笑的将我们宿命的留在艰苦跋涉的道路上,而兀自去追求那种自在清明的圣人生活去了。也只有在这假日,我才能去触摸内心本有的“良知“,王氏的“格物致知”显然对我而言,比朱熹的要亲和受用的多了。
王门四句教阐述了心体、性体和良知在其心学体系中所具有的多重意蕴,指出心、性、理三者的内涵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等同的,并通过心性“无善无不善”的分析,指出王阳明所说的“至善”是超越道德善恶的不可执之善。最后,通过对本体与工夫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四句教所内含的潜在矛盾,指出此矛盾是心学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十七岁时,他到南昌与诸养和之女诸氏成婚,可在结婚的当天,大家都找不到他。原来这天他闲逛中进了道教的铁柱宫,遇见一道士在那里打坐,他就向道士请教,道士给他讲了一通养生术,他便与道士相对静坐忘归,直到第二天岳父才把他找回去。此后他常常在各地和道士讨论养生的问题。
二十二岁时考进士不中,当时相当于宰相的内阁首辅李东阳笑着说:“你这次不中,来科必中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王阳明悬笔立就,朝中诸老惊为天才。嫉妒者议论说,这个年轻人若中了上第,必然目中无人。二十五岁再考时被忌者所压,又未考中。
二十八岁礼部会试时,他考试出色,名列前茅,中了进士,授兵部主事。王阳明早期尊崇程朱理学,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这就是著名的“守仁格竹”。从此,王阳明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驿丞。他来到中国西南山区,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守仁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他在这段时期写了“训龙场诸生”。其众多弟子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说: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他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载于《王文成公全书》,为一至三卷,亦有单行本。卷上是王守仁讲学的语录,内容包括他早期讲学时主要讨论的“格物论”、“心即理”,以及有关经学本质与心性问题;卷中主要是王守仁写给时人及门生的七封信,实际上是七封论学书,此外还有《社会教条》等。在卷中最有影响的是《答顾东桥书》(又名《答人论学书》)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着重阐述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理论;卷下一部分是讲学语录,另一部分是《朱子晚年定论》。《朱子晚年定论》包括王守仁写的序和由他辑录的朱熹遗文中三十四条“大悟旧说之非”的自责文字,旨在让朱熹作自我批评与自我否定,证明朱熹晚年确有“返本求真”的“心学”倾向。卷下收录的王守仁讲学语录主要是讨论“良知”与“致良知”的。《传习录》是由王门弟子徐爱和钱德洪等编辑的,它包括了王守仁学说的主要观点,历来被视作阳明学派的“教典”,是研究王守仁教育思想的重要资料。其中的语录是王门弟子分别记录的,编辑者只作了汇编工作,注明哪些条是由谁记录的,未作进一步地整理,因此各条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7封书信出自王守仁的手笔,是王守仁论学书的代表作,但阅读这些书信时,如果与其他有关论学书信联系起来看,它们更多的反映了王守仁晚年比较成熟的教育思想,但由于编者的取舍,如《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大学问》等重要著作未予收录其中,它对于了解和研究王守仁的教育思想,明显有不足之感。所以在评介《传习录》一书时,有必要联系《全书》中的其他篇章。
1.“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2.“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
3.“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
4.“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
5.“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
6.“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7.“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萤爝之微也,不亦谬乎?”
8.“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9.“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
10.“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11.“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
12.“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
由于明末的朱舜水远渡日本,把阳明学传到了日本,现在日本的水户市,还存有朱舜水的雕像。
阳明学在日本,直接成为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中,传统思想抵制全盘西化的基础,所以现在的日本,传统保留得比中国好很多。
蒋介石在日本期间,看到电车上很多日本人都在看王阳明的《传习录》,看一会,闭目沉思一会。他大为震惊,于是开始阅读《传习录》,并崇拜王阳明。
陶行知原名文濬,大学期间推崇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终身行为准则。并据此改名为“知行”。43岁时,他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改本名为陶行知。陶行知从心学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且终生以此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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