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硕的经历
1940年我曾一度决定去延安，受到家庭阻拦，母亲哭哭啼啼拉后腿，这没能改变我的主意，已经开始了联系找人带路、打听路线。母亲最后想起找宋硕说服我。他分析了情况后劝说我：“算了，今年不要走了，再多念一年吧！”因为虽然是沦陷区，但是处在租借地这个夹缝中，我们还能受到不坏的教育，从卢沟桥事件以后，我们已经从初二读完了高中二年级；如果读完中学，将来不论是干革命，或别的什么都有很大帮助—我此后一生的经历说明，事实也确实是这样。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宋硕自己这一年也不想离开天津。第二年情况改变了，个人生活道路变化，那是后话了。联想到邹韬奋先生当年劝告重庆的进步学生，不要急于去延安，要抓住暂时在重庆的时间、还有可能读书的机会，多多充实自己：看来这种意见是比较全面和清醒的。
1941年夏，我和宋硕等一班同学从耀华中学毕业，由于升学关系大家先后离津，就和这个撒播革命种子、孕育马列主义思想的读书会告别了。宋硕当年秋季入北平燕京大学。但是这些人在燕京只读了三个月。珍珠港事件爆发，一个早上日寇全副武装包围燕园，除按黑名单搜捕大批师生外，一般师生立即逐出燕园。大家仓惶出走，各寻出路。宋硕后来进了北平的伪立大学。
四十年代这几年是华北沦陷区人民最黑暗、最艰难困苦的几年。大米、白面等正经粮食全部被“统制”、军用，中国人不许吃，偷吃一点都要处罚。老百姓吃的是配给的黑不溜秋的“象子面”之类东西。“肚中无食”劳动人民走在街上、突然倒毙街头的，屡见不鲜。那时宋硕的家庭也很困难。他的寡母带着他的哥哥和他勉强度日，已接近贫民的生活。老太太被迫在家找些糊火柴盒的活计，找几文钱；未免发劳骚。宋硕愤怒地指责：“你为什么不能糊火柴盒？” 这样的话对一位老太太当时未免苛刻。但他当时的意思是说：“全国人民都是这样的命运，都在受苦受难，你有什么理由要求特权呢！”
一介贫民、魂归八宝山
1945年抗日胜利，国民党接收平津。此时宋硕已经大学毕业，他学的是食品轻工业，在双合盛啤酒厂担任酿造技术员，同时还担任北平工学院本部的助教，以此为掩护。因为曾经参加过进步的读书会，事实上他已于1945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真正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时他住在北京西城护国寺以西祖家街平院的单身宿舍内；我曾多次去那里看望他。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华北局城工部和地下学委的领导下，以北平工学院为基地，发动群众；他领导平津大学生对国民党政府的反甄审运动—当时胜利后的国民政府接收了沦陷区敌伪办的公立大学，规定这些学校学生一律需参加专门的甄审考试才能取得学籍，受到普遍地反对。他先后多次领导反独裁、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运动，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这样一直到1949北京解放后，他才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出来参加北京市委工作。
宋硕同志解放后历任北京市委学委组织部长，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并兼任北京市自办的北京工大第一任党委书记，在发展首都高等教育、中等专业教育和科技事业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文革” 中，他是首当其冲受到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党的优秀干部之一。他和陆平、彭佩云是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的头号靶子；多次在十几万人的大会上、弯腰挂牌受批斗。他的五个子女或者下放农村、或者流浪街头，“家破人散”。本人并被监禁数年。这时他已身患重病（肺癌）；在那种条件下自然说不上什么治疗和照顾。在这样的逆境中，他于1969年10月30日含冤逝世，与世长辞。年仅46岁。当然最终得到了人民的正确评价，归葬八宝山。
本文只是怀念作者和宋硕同志早年的同窗情谊，没有条件叙述他各个阶段的革命和斗争经历，有关这方面的内容需要参考北京市委的同志们写下的资料。他的夫人曹绮文同志曾写过许多悼念的文字，内容丰富，情感真实，很好地表达了他的人格、情操和革命意志等有关内容，可在电脑上搜索、点击，田小野的网站下载曹绮文《魂系战友忆宋硕》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