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赋税制度的发展历程，最好专业点的，详细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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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鲁国——初税亩，中国赋税制度的开始； 北魏、隋——租调制； 初唐——租庸调法，交谷物叫租，调是交绢、绵或布、麻，以绢或布代役叫庸。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 中唐——两税法。分夏秋两季交税，由按丁征税变为按田亩和资产征税。改变了税收方式， 由人丁税向以土地财产为主要依据收税，使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 宋——王安石变法中：募役法（由政府雇人服役），方田均税法（清丈土地，防止偷税漏税). 明朝——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赋、役、杂税合并为一，一律折银交纳，改按丁数和田粮摊派。简化了征收名目和手续，有利于防止豪强官吏隐田逃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折银制度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对货币地租的产生和部分农产品的商品化有积极推动的作用； 清——康熙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实行摊丁入亩、地丁银。 （下面的具体一点还有材料） 秦代的赋税制度 《汉书·食货志》中载有董仲舒关于秦代赋税制度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古者税民不过什一，……至秦则不然，……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田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秦代的赋役是三代的20～30倍，农民租佃地主的土地，要缴纳给地主“见税什伍”的租赋，因而广大农民一贫如洗，许多农民无法生存，只得逃往山林，变为盗贼，许多农民揭竿而起，这是强秦短命的重要原因。 秦代还改“因地而税”的制度，而改行“舍地而税人”的制度，即索取“人头税”，其税率20倍于从前。《通考》在评论秦代的土地和赋税制度时指出：“秦坏井田，任民所耕，不限多少，已无所稽考，以为赋敛之厚薄，其后舍地而税人，则其谬益甚矣。” 汉代的赋税制度 汉高祖刘邦记录了强秦死亡的教训，在汉初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汉书·食货志》中说：“汉兴，按秦之敝，诸侯记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以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这就是说，从汉高祖时起，实行“十五税一”的政策，及至汉文帝时期，又有“田租减半”之诏，也就是采取“三十税一”的政策。并有13年“除田之租税”。汉景帝时（前155年）复“三十税一”之制。东汉时，刘秀曾经实行过“什一之税”，但不久又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纵观两汉赋税制度，除恒帝、灵帝曾加亩税十钱以外，一般通行“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实物地租。 汉初还有所谓“口赋”，也就是人“人头税”。这是专指对7岁至14岁未成年人所征的赋税。原规定：不分男女，每人每年缴纳“口赋”20钱。汉武帝时，将起征年限改为3岁，20钱改为23钱。汉元帝时，又将起征年限改为7岁。
汉代还有所谓“算赋”，这是对成年人年征的“人头税”。高祖四年（前203）开始征收，凡年15以上至56岁，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征112钱，谓之“一算”。对于商人与奴婢则加倍征收。 汉代由于采取“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经过70余年的经营，神州大地出现了所谓“文景之治”的盛世。《史记·平准书》中对此有极为生动的描述：“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的篇章。 隋代的赋税制度 隋代于开皇二年（582）颁布租调令，规定一夫一妇为“一床”，作为课税单位。据《隋书·食货志》记载：“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絁，麻土以布绢。絁以疋，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开皇三年（583）正月又规定：“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开皇十年（590）五月又规定：“丁年五十，免役收庸”。 唐代的赋税制度 唐代前期实行“租庸调”法，后期实行“两税法”。 1、租庸调法 唐武德七年（624）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推行“租庸调”的赋税制度。所谓“租庸调”，就是：“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口则有调。”（《陆宣公集》卷22） 租：就是农民向政府缴纳谷物，作为田税。据《唐六典》记载：“每丁租粟二石。” 调：就是农民向政府缴纳当地的土特产，一般指的是绢物等。据《唐六典》记载：“其调随乡土所产陵、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 庸：就是农民为政府服劳役代替纳物，艰险所谓“输役代庸”。按规定：每丁每年须服劳役20日，闰月加2日，如不服劳役，则以纳绢或布代替，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 在受灾时，则有减免之制。据《唐六典》记载：“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免其来年。” 唐代前期的租庸调法，税额较轻，尤其是采取“输庸代役”的办法，让农民有体养生息的机会，多少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用唐代初期的经济繁荣。 但是，在开元以后（713～741），租庸调法则“陷于败坏”。据《新唐书》记载：“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迭，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乃盗起兵兴，财用益绌，而租庸调税法，乃陷于败坏。”
2、两税法
杨炎于德宗时任宰相，他鉴于当时赋税征收紊乱的情况，乃于德宗建中元年（780）介议实行两税法，为德宗所采纳。据《旧唐书·杨炎传》记载：“凡有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779）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由此可见，两税法的要点是：（1）按各户资产定分等级，依率征税。首先要确定户籍，不问原来户籍如何，一律按现居地点定籍，取缔主客户共居，防止豪门大户荫庇佃户、食客，制止户口浮动。依据各户资产情况，按户定等，按等定税。办法是：各州县对民户资产（包括田地、动产不动产）进行估算，然后分别列入各等级（三等九级），厘定各等级不同税率。地税，以实行两税法的前一年，即大历十四年（779）的垦田数为准，按田亩肥瘠差异情况，划分等级，厘定税率征课。其中丁额不废，垦田亩数有定，这是田和丁的征税基数，以后只许增多，不许减少，以稳定赋税收入。（2）征税的原则是“量出制入”。手续简化，统一征收。即先计算出各种支出的总数，然后把它分配出各等田亩和各级人户。各州县之内，各等田亩数和各级人户数都有统计数字，各州县将所需粮食和经费开支总数计算出来，然后分摊到各等田亩和各级人户中，这就叫“量出制入”，统一征收。（3）征课时期，分为夏秋两季。这主要是为了适应农业生产收获的季节性，由于农业的收获季节是夏秋两季，所以在夏秋两季向国家缴纳赋税。（4）两税征课资产，按钱计算。因为要按资产征税，就必须评定各户资产的多少，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尺度，这就是货币（钱），所以两税的征收，都按钱计算，按钱征收。但是有时将钱改收实物，官府定出粟和帛的等价钱，按钱数折收粟帛。 对两税法的评说：（1）两税法是符合赋税征课的税目由多到少、手续由繁到简、征收由实物到货币的发展规律的。它是适应农业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繁荣与货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按社会贫富等级、资产多寡征税也是合理的、公平的。（2）两税法以“量出为入”作为征的标准，有一定的片面性。按理说，理财的指导思想应是“量入为出”。（3）两税法在按税制估定资产之后，不应随着后来物价的变动作适当调整，但实际上只是为了国家多收入，不适时调整资产价格和税率，使农民负担不断增加。
五代的赋税制度 五代之际，战乱频仍，统治阶级虽说沿袭唐代的两税法，但是，实际上是横暴敛，锱铢必取，已无税制可言。 地税和丁税 元代的地税和丁税，在太宗时期规定每户科粟二石，后以军食不足，增为四石。继定利征之法，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亦称驱口）五升，新户丁、驱各半，老幼不与。其间有耕种者，或验其牛具之数，或验春土地之等，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工匠、僧、道验地；官吏、商贾验丁。《元史·食货志》记载：“地税，上田每亩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每亩五升”。《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至元十七年（1280）规定，全科户每丁粟三石，驱丁粟一石，半科户每丁粟一石。”
秋税和夏税 元初江南只收秋税，至元十九年（1282）二月，令江南税粮依宋贞例，输米三分之一，其余折输绵、绢杂物。成宗元贞二年（1296）始定江南征收夏税。秋税只令输粮，夏税则折收木绵布、绢、丝、绵等物。均视粮数为差，粮一石或输钞三贯，或输二贯，或输一贯500文。 科差法 太宗八年（1236）始行“科差法”。其名曰丝料、包银。“丝料”，是每户出丝一斤，以供国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供诸王功臣沐浴之资。各验其户籍上下等级而征收。“包银”，仅民科纳六两，半输银两，半折输颜色丝绢。以银纳税，从此开始。 经理法 《元史·食货志》中说：“经界废而有经理。鲁之履亩，汉之核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强者，田多而税少；弱者产去而税存。非经理无以去其害。然经理之制，苟有不善，则其害又将有甚焉者矣。”有元谓之经理者，在宋曰经界，在金曰通检推排。 《元史·食货志》中载有章闾对经理法的评说：“经理大事，世祖已尝行之，但其间欺隐尚多，未能尽实，以熟田为荒地者有之，惧差而折户者有之，富民买贫民田，而仍欺旧名输税者有之。由是岁入不增，小民告病。” 元代统治者，为了“税入无隐，差役亦均”的目的，采行“经理法”，但是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延佑二年（1315），仁宗遂下诏废止经理法。 普查土地人口，制定“鱼鳞册”和“黄册” 朱元璋推翻元朝后，废除了元代的各种苛捐杂税，普查土地和人口，制定“鱼鳞册”和“黄册”作为赋役制定的基础。 1、鱼鳞册 据《广治平略》记载：“履亩丈量，图其田之方圆、曲直、宽狭，书其主名，及田之四至，编汇为册，谓之鱼鳞图册。”鱼鳞册是土地清册，它是征收赋税的依据。 2、黄册 所谓“黄册”，就是户口簿，以此作为科派差役的依据。据《明史·食货志》所载：“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里，里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 明代前期的赋税制度
明初的田赋，分夏税和秋粮，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夏税以麦为主，秋粮以米为主。但均得以银钞钱绢代纳。例如，米一石，折银一两，钱千丈，钞十贯。麦的折算比米减十分之二。凡以米麦交纳者，称为“本色”，而以其他实物折纳者，称为“折色”。 征收的税率，一般通则，官田亩税五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即三升三合五勺。重租四八升五合五勺。芦地五合三勺，划塌地三合一勺等等。浙西地区土质肥沃，税率较重，苏、松、嘉、湖、杭，皆为重租地区。 明代后期的“一条鞭法” 明代前期赋税制度的尚称严整，但日久弊生，狡猾之徒，逃避赋税，贪官污吏，受贿枉法，使原来的赋税遭到破垭。鱼鳞册和黄册与事实不符，有的地方自行捏造簿册，名曰“白册”，破坏赋役的依据。以致富户权贵，田连阡陌而不纳税，贫苦农民往往“产生而税存”。 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必须重新清查土地和户口，改革赋税制度。万历六年（1578），明政府根据张居正的建议，下令清丈全国的土地，包括勋戚的庄田和军屯在内。经过三年的努力，共清丈出土地7 013 976顷，比弘治时税田多出300万顷，“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明史·食货志》）。 万历九年（1581）通令全国实行“一条鞭法”。据《明史·食货志》记载，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一条鞭法”有以下四个特点： （1）把各种目的的赋税和徭役，合并为一种，都按田亩计征，简化了税目和征收手续。 （2）取消了“力役”，农民可以“出钱代役”，不再直接负担力役，统由官府雇工应差。 （3）将以征收米麦实物为主的田赋，改为除国家需要的米麦以外，其余所有实物改用银折纳。 （4）改过去的赋役催征、收纳与解运由粮长、里长办理为地方官吏输。 “一条鞭法”新税制，将明初的赋役制度化繁化简，并为一条，并将征收实物为主改为以征收银两为主，即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结束了我国历史上实行了2000多年的三征（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税制体系，可以说是中国赋税制度继两税法之后又一次重大的改革。 “一条鞭法”的实行，对减轻农民赋税负担，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安全社会秩序，促进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触动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在各地贯彻实行时，受到种种阻挠和破坏，时有反复，终不能彻底实行。 清代前期的赋税制度 清代前期的赋税制度，沿袭明代的旧制，以田赋和丁役为国家的主要赋税方式。 所谓“田赋”，就是土地所有者，每年按亩数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额。 所谓“丁役”，就是年满16岁到60岁的男子（壮丁），每人每年为国家负担一定日期的无偿徭役。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货币数量日益增多，于是国家对田赋和丁役，除了征收部分粮食（漕粮）之处，其余征收货币。这叫“折征”和“丁役银”。
顺治十一年（1654）颁布的《赋役全书》，详列了田赋和丁银的缴纳规定和办法。 1、田赋 根据《清朝会典·食货志》记载，田分上中下三则，按等级税率征收。“征收办法，有本征者，有折征者，有本折各半者。本征曰漕，漕有正粮（米），有杂粮（麦、豆、荞、麻等）。折征者，如定以银，继则银钱兼纳。” 2、丁役 各省多寡不等，据《清朝文献通考·户口考》记载：“率沿明之旧”，“有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者，有丁随地派者，有丁随丁派者”。 清代的地丁制度，其中所谓“地”就是“地赋”；而“丁”就是“丁银”。地赋是土地税，丁银是人头税。 清代初期的赋税制度，除了田赋和丁银以外，还有其它种种附加税。 （1）火耗：又叫“耗羡”，是把实物换为银两后，因零碎银熔铸成整块上缴时有损耗，因此，征收田赋时，加征火耗。实际上，改铸银两时的损耗只不过百分之一二，而实际征收的火耗则多达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或者更多。 （2）平余：是收税时，每正税银两百两，提解六钱的附加税，以充各衙门之用。 （3）重戥：重戥是用银纳税过秤时，将戥头暗中加重。 （4）漕折：就是各省运往京师的租米（漕粮）换算为银两时，任意决定换算比例而不利于纳税者的差额。 清代后期的“摊丁入亩” 清代中后期实行“摊丁入亩”、地丁合一的赋税制度，就是将田赋和丁银合并在一起的单一税。实行“摊丁入亩”，有利于贫民，不利于富室，因为富室地多而丁少，贫民地少而丁多，采用这种赋税制度能解决赋役负担不均的问题，有利于农民安居乡里，致力于生产。“摊丁入亩”简化和税种的稽征的手续，是清代赋税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北宋的赋税制度 北宋的赋税分民田税、官田税和身丁税等多种，现分述如下： 1、民田税 北宋的田税规定，向土地所有者按亩征税，每年夏秋各征收一次（沿袭唐代的两税法）。北方各地大致每亩中等土地可收获一石，须纳官税一斗。江南各地由于产量较高，每亩须纳税三斗。唐代的两税法是按资财多少征税的，而宋代则是按土地面积定额征税的。秋税，是在秋熟后按亩征收粮食；夏税，是以收钱为主，或者折纳绸、绢、绵、布。 按亩征税是征税的基本标准，但是在实际征收时，还有所谓“支移”、“折变”的计算，从而提高了实际征税的税额。 “支移”就是在征收秋税时，要求农民运至指定地点交纳，如果农民不愿随长途运输之劳，就要多交一笔“支移”，也就是“脚力钱”。 “折变”就是在征收夏税时，钱物辗转折变，也提高了实际交税额。
2、官田税 官田招佃农耕种，由政府收取地租，称为“公田之赋”。但官田本身无人交纳秋夏二税，往往又把二税加到佃农头上，加重地租数量，即所谓“重复取税”。 3、身丁税 北宋的身丁税规定，男子20岁为丁，60岁为老。凡是20岁至60岁的男丁，都要交纳身丁税，交钱或交绢，与两税同时交纳。 4、杂变 北宋承袭五代十国的苛捐杂税，以类合并，统称之为“杂变”。其中名目繁多，如农器税、牛革税、蚕盐税、鞋钱等，即所谓“随其所出，变而输之”。杂交也必须随同两税输的。 5、和籴与和买 和籴是官府强制收纳民间粮米；和买是官府强制收购民间布抽。在实行和籴与和买之初，是按土地多少，分别派定强制征购的数量，并付给一引起价款，到后来，则都是“官不给钱而白取之”。 南宋的赋税制度 南宋统治集团以大敌当前为借口，实行苛刻的赋税政策。秋夏田税、身丁税、折变、和籴、和买等，均较北宋定额为高，而且新立的税目和正税附加，也是名目繁多。 1、经总制钱 绍兴五年（1135）总制司使孟庚创立“总制钱”，后来与北宋陈遘所创立的“经制钱”合称为“经总制钱”。其征收办法是：所有民间的钱物交易，每1000文交易额由官府抽取30文。以后增至56文。每年实际可收1000多万贯，有些地方达到秋夏两税（正税）的三倍。 2、月桩钱 所谓“月桩钱”，是南宋时期为佳应军事开支而勒令各州县按月解送的一种赋税。 3、版帐钱 所谓“版帐钱”，是南宋初年，东南各路借口供尖军用而征收的一种税款。 4、附加税 南宋时期，除了正税（秋夏二税）以外，还有以下各项附加税： （1）耗米：官府收税时，每纳米一石，要附加耗米五斗，甚至一石。正耗以外，还有什么“明会耗”、“州用耗”等名目。理宗时，一石秋粮，要加耗一石多。 （2）折帛钱：在帛价上涨时，要农民在夏税纳绢时，按时价折交现钱，称为“折帛钱”。在绢价降低时，折帛钱照收。农民往往被迫以市价的二倍到三倍的价格交纳“折帛钱”。 （3）和预买：南宋时，官府向民间买绢，当时并不给钱，后来索性改为民间只交钱，不交实物。和买绢也名存实亡。官府不偿值，凭空课取，不再有所谓“买”。交纳稍迟，就要鞭打，不再有所谓“和”。
（4）预借：官府经常向民间预借赋税，实际上是提前征收。预借的税目有秋夏两税，免役钱和田宅买卖的契税钱。 （5）课配：实际上是一种摊派。官府任意向民间征收钱物，一般按秋夏两税的多寡来征收，有时秋税米一石，要课配五六石；夏税钱一贯，要课配七八贯。 两宋的几种“均税法” 1、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 北宋神宗时（1068～1085），王安石倡“方田法”。所谓“方田法”，就是清丈，清其契籍，丈其顷亩，使隐昌者无所施技，而有税无田者，可以豁免牵累。其最大的作用就在于以田之肥瘠，定税之上下，使赋税负担合理。所以又称“方田法”为“方田均税法”。据《宋史·本传》记载：“方田方法，以东南西北各千步当四十顷，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划，验地色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均定税数。”又据《宋史·食货志》记载：“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垆，而辨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定肥瘠而定五等，以定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帐，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 方田法提出之后，时行时废，神宗行方田法，哲宗废方田（1086），徽宗又复方田（1104），至宗宁五年（1106）又罢方田。 2、李椿年的“经界法” 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李椿年受命主持经界事宜，先在平江府（江苏吴县）设经界局，开始试行“经界法”。以乡为单位，清丈田地，核实顷亩，厘订田地等级，制定税率，然后按官户、民户分造砧基簿，簿后附有地形图，官府即按此簿征税。“经界”一词来源于《孟子》所说的“仁政必自经界始”一语。所谓“经界法”，就是查实田亩，均平赋税的措施。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十二年，李椿年言经界不正十害，且言平江岁入昔十七万有奇，按籍虽三十万斛，然实人才二十万耳。询之土人，皆欺隐也，望考按核实，自平江始，然后施之天下，则经界正而仁政行矣。”由此可见，经界法的实质是：欲使“田尽登籍，田皆出税”而已。据《通考》记载：至绍兴十七年（1147）“两浙经界已登者四十县”。绍兴十九年（1149），虽说经界法有成，但李椿年却于同年因触犯权贵的利益而被罢官。 3、朱熹的“经界法” 自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罢经界法后，至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而有经界制度之复治，又四年而至光宗绍熙二年（1191），又所谓措置经界之举，而竭力为之者，朱熹也。朱熹知漳州，常病经界不行之害，会朝论欲行泉汀漳州三州经界……有旨先行漳州经界。朱子所以竭力推行经界之法者，其留意之点，无非在“版籍之所以不正，田税之所以不均”，故推行“图保”以定籍，随田定产比均税。朱子所为当为一般地主所不喜。朱子已认识到此点：“盖此法之行，贫民下户虽所深喜，而豪民滑吏皆所不喜。喜之者，多单独困若无能之人，故虽有诚奶而不能以言自达；不乐者，皆财力辨智有余之人，故其所怀虽实私意，而善为说辞以惑众听。甚者以资贼为辞，恐胁上下，务以必济其私，而贤士大夫之喜安静、恶纷扰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风沮怯，例为不可行之说，以助其势。”
赋税制度演变的主要趋势：
① 封建统治者对农民人身控制的松弛，收税标准从以人丁为主向以土地为主转变，这一转变以唐朝两税法为重要标志。
②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赋税由实物为主逐步向货币为主转变，这一转变以明朝的一条鞭法为标志。
③ 赋税征收种类由繁杂向简单转变，如两税法、一条鞭法、地丁银制都是把各种杂税合并起来，统一征收。
④ 征税时间由不定时逐渐发展为基本定时。 如两税法。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总体特点是：征收的标准由人丁向田亩、资产过渡；征收的方式由实物地租转向货币地租；征收的名目由多种成分转向单一货币；征收时间由不定时发展为定时；农民服役由必须服役发展为可以代役
汉代还有所谓“算赋”，这是对成年人年征的“人头税”。高祖四年（前203）开始征收，凡年15以上至56岁，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征112钱，谓之“一算”。对于商人与奴婢则加倍征收。 汉代由于采取“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经过70余年的经营，神州大地出现了所谓“文景之治”的盛世。《史记·平准书》中对此有极为生动的描述：“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的篇章。 隋代的赋税制度 隋代于开皇二年（582）颁布租调令，规定一夫一妇为“一床”，作为课税单位。据《隋书·食货志》记载：“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絁，麻土以布绢。絁以疋，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开皇三年（583）正月又规定：“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开皇十年（590）五月又规定：“丁年五十，免役收庸”。 唐代的赋税制度 唐代前期实行“租庸调”法，后期实行“两税法”。 1、租庸调法 唐武德七年（624）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推行“租庸调”的赋税制度。所谓“租庸调”，就是：“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口则有调。”（《陆宣公集》卷22） 租：就是农民向政府缴纳谷物，作为田税。据《唐六典》记载：“每丁租粟二石。” 调：就是农民向政府缴纳当地的土特产，一般指的是绢物等。据《唐六典》记载：“其调随乡土所产陵、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 庸：就是农民为政府服劳役代替纳物，艰险所谓“输役代庸”。按规定：每丁每年须服劳役20日，闰月加2日，如不服劳役，则以纳绢或布代替，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 在受灾时，则有减免之制。据《唐六典》记载：“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免其来年。” 唐代前期的租庸调法，税额较轻，尤其是采取“输庸代役”的办法，让农民有体养生息的机会，多少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用唐代初期的经济繁荣。 但是，在开元以后（713～741），租庸调法则“陷于败坏”。据《新唐书》记载：“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迭，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乃盗起兵兴，财用益绌，而租庸调税法，乃陷于败坏。”
2、两税法
杨炎于德宗时任宰相，他鉴于当时赋税征收紊乱的情况，乃于德宗建中元年（780）介议实行两税法，为德宗所采纳。据《旧唐书·杨炎传》记载：“凡有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779）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由此可见，两税法的要点是：（1）按各户资产定分等级，依率征税。首先要确定户籍，不问原来户籍如何，一律按现居地点定籍，取缔主客户共居，防止豪门大户荫庇佃户、食客，制止户口浮动。依据各户资产情况，按户定等，按等定税。办法是：各州县对民户资产（包括田地、动产不动产）进行估算，然后分别列入各等级（三等九级），厘定各等级不同税率。地税，以实行两税法的前一年，即大历十四年（779）的垦田数为准，按田亩肥瘠差异情况，划分等级，厘定税率征课。其中丁额不废，垦田亩数有定，这是田和丁的征税基数，以后只许增多，不许减少，以稳定赋税收入。（2）征税的原则是“量出制入”。手续简化，统一征收。即先计算出各种支出的总数，然后把它分配出各等田亩和各级人户。各州县之内，各等田亩数和各级人户数都有统计数字，各州县将所需粮食和经费开支总数计算出来，然后分摊到各等田亩和各级人户中，这就叫“量出制入”，统一征收。（3）征课时期，分为夏秋两季。这主要是为了适应农业生产收获的季节性，由于农业的收获季节是夏秋两季，所以在夏秋两季向国家缴纳赋税。（4）两税征课资产，按钱计算。因为要按资产征税，就必须评定各户资产的多少，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尺度，这就是货币（钱），所以两税的征收，都按钱计算，按钱征收。但是有时将钱改收实物，官府定出粟和帛的等价钱，按钱数折收粟帛。 对两税法的评说：（1）两税法是符合赋税征课的税目由多到少、手续由繁到简、征收由实物到货币的发展规律的。它是适应农业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繁荣与货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按社会贫富等级、资产多寡征税也是合理的、公平的。（2）两税法以“量出为入”作为征的标准，有一定的片面性。按理说，理财的指导思想应是“量入为出”。（3）两税法在按税制估定资产之后，不应随着后来物价的变动作适当调整，但实际上只是为了国家多收入，不适时调整资产价格和税率，使农民负担不断增加。
五代的赋税制度 五代之际，战乱频仍，统治阶级虽说沿袭唐代的两税法，但是，实际上是横暴敛，锱铢必取，已无税制可言。 地税和丁税 元代的地税和丁税，在太宗时期规定每户科粟二石，后以军食不足，增为四石。继定利征之法，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亦称驱口）五升，新户丁、驱各半，老幼不与。其间有耕种者，或验其牛具之数，或验春土地之等，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工匠、僧、道验地；官吏、商贾验丁。《元史·食货志》记载：“地税，上田每亩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每亩五升”。《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至元十七年（1280）规定，全科户每丁粟三石，驱丁粟一石，半科户每丁粟一石。”
秋税和夏税 元初江南只收秋税，至元十九年（1282）二月，令江南税粮依宋贞例，输米三分之一，其余折输绵、绢杂物。成宗元贞二年（1296）始定江南征收夏税。秋税只令输粮，夏税则折收木绵布、绢、丝、绵等物。均视粮数为差，粮一石或输钞三贯，或输二贯，或输一贯500文。 科差法 太宗八年（1236）始行“科差法”。其名曰丝料、包银。“丝料”，是每户出丝一斤，以供国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供诸王功臣沐浴之资。各验其户籍上下等级而征收。“包银”，仅民科纳六两，半输银两，半折输颜色丝绢。以银纳税，从此开始。 经理法 《元史·食货志》中说：“经界废而有经理。鲁之履亩，汉之核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强者，田多而税少；弱者产去而税存。非经理无以去其害。然经理之制，苟有不善，则其害又将有甚焉者矣。”有元谓之经理者，在宋曰经界，在金曰通检推排。 《元史·食货志》中载有章闾对经理法的评说：“经理大事，世祖已尝行之，但其间欺隐尚多，未能尽实，以熟田为荒地者有之，惧差而折户者有之，富民买贫民田，而仍欺旧名输税者有之。由是岁入不增，小民告病。” 元代统治者，为了“税入无隐，差役亦均”的目的，采行“经理法”，但是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延佑二年（1315），仁宗遂下诏废止经理法。 普查土地人口，制定“鱼鳞册”和“黄册” 朱元璋推翻元朝后，废除了元代的各种苛捐杂税，普查土地和人口，制定“鱼鳞册”和“黄册”作为赋役制定的基础。 1、鱼鳞册 据《广治平略》记载：“履亩丈量，图其田之方圆、曲直、宽狭，书其主名，及田之四至，编汇为册，谓之鱼鳞图册。”鱼鳞册是土地清册，它是征收赋税的依据。 2、黄册 所谓“黄册”，就是户口簿，以此作为科派差役的依据。据《明史·食货志》所载：“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里，里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 明代前期的赋税制度
明初的田赋，分夏税和秋粮，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夏税以麦为主，秋粮以米为主。但均得以银钞钱绢代纳。例如，米一石，折银一两，钱千丈，钞十贯。麦的折算比米减十分之二。凡以米麦交纳者，称为“本色”，而以其他实物折纳者，称为“折色”。 征收的税率，一般通则，官田亩税五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即三升三合五勺。重租四八升五合五勺。芦地五合三勺，划塌地三合一勺等等。浙西地区土质肥沃，税率较重，苏、松、嘉、湖、杭，皆为重租地区。 明代后期的“一条鞭法” 明代前期赋税制度的尚称严整，但日久弊生，狡猾之徒，逃避赋税，贪官污吏，受贿枉法，使原来的赋税遭到破垭。鱼鳞册和黄册与事实不符，有的地方自行捏造簿册，名曰“白册”，破坏赋役的依据。以致富户权贵，田连阡陌而不纳税，贫苦农民往往“产生而税存”。 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必须重新清查土地和户口，改革赋税制度。万历六年（1578），明政府根据张居正的建议，下令清丈全国的土地，包括勋戚的庄田和军屯在内。经过三年的努力，共清丈出土地7 013 976顷，比弘治时税田多出300万顷，“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明史·食货志》）。 万历九年（1581）通令全国实行“一条鞭法”。据《明史·食货志》记载，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一条鞭法”有以下四个特点： （1）把各种目的的赋税和徭役，合并为一种，都按田亩计征，简化了税目和征收手续。 （2）取消了“力役”，农民可以“出钱代役”，不再直接负担力役，统由官府雇工应差。 （3）将以征收米麦实物为主的田赋，改为除国家需要的米麦以外，其余所有实物改用银折纳。 （4）改过去的赋役催征、收纳与解运由粮长、里长办理为地方官吏输。 “一条鞭法”新税制，将明初的赋役制度化繁化简，并为一条，并将征收实物为主改为以征收银两为主，即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结束了我国历史上实行了2000多年的三征（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税制体系，可以说是中国赋税制度继两税法之后又一次重大的改革。 “一条鞭法”的实行，对减轻农民赋税负担，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安全社会秩序，促进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触动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在各地贯彻实行时，受到种种阻挠和破坏，时有反复，终不能彻底实行。 清代前期的赋税制度 清代前期的赋税制度，沿袭明代的旧制，以田赋和丁役为国家的主要赋税方式。 所谓“田赋”，就是土地所有者，每年按亩数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额。 所谓“丁役”，就是年满16岁到60岁的男子（壮丁），每人每年为国家负担一定日期的无偿徭役。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货币数量日益增多，于是国家对田赋和丁役，除了征收部分粮食（漕粮）之处，其余征收货币。这叫“折征”和“丁役银”。
顺治十一年（1654）颁布的《赋役全书》，详列了田赋和丁银的缴纳规定和办法。 1、田赋 根据《清朝会典·食货志》记载，田分上中下三则，按等级税率征收。“征收办法，有本征者，有折征者，有本折各半者。本征曰漕，漕有正粮（米），有杂粮（麦、豆、荞、麻等）。折征者，如定以银，继则银钱兼纳。” 2、丁役 各省多寡不等，据《清朝文献通考·户口考》记载：“率沿明之旧”，“有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者，有丁随地派者，有丁随丁派者”。 清代的地丁制度，其中所谓“地”就是“地赋”；而“丁”就是“丁银”。地赋是土地税，丁银是人头税。 清代初期的赋税制度，除了田赋和丁银以外，还有其它种种附加税。 （1）火耗：又叫“耗羡”，是把实物换为银两后，因零碎银熔铸成整块上缴时有损耗，因此，征收田赋时，加征火耗。实际上，改铸银两时的损耗只不过百分之一二，而实际征收的火耗则多达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或者更多。 （2）平余：是收税时，每正税银两百两，提解六钱的附加税，以充各衙门之用。 （3）重戥：重戥是用银纳税过秤时，将戥头暗中加重。 （4）漕折：就是各省运往京师的租米（漕粮）换算为银两时，任意决定换算比例而不利于纳税者的差额。 清代后期的“摊丁入亩” 清代中后期实行“摊丁入亩”、地丁合一的赋税制度，就是将田赋和丁银合并在一起的单一税。实行“摊丁入亩”，有利于贫民，不利于富室，因为富室地多而丁少，贫民地少而丁多，采用这种赋税制度能解决赋役负担不均的问题，有利于农民安居乡里，致力于生产。“摊丁入亩”简化和税种的稽征的手续，是清代赋税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北宋的赋税制度 北宋的赋税分民田税、官田税和身丁税等多种，现分述如下： 1、民田税 北宋的田税规定，向土地所有者按亩征税，每年夏秋各征收一次（沿袭唐代的两税法）。北方各地大致每亩中等土地可收获一石，须纳官税一斗。江南各地由于产量较高，每亩须纳税三斗。唐代的两税法是按资财多少征税的，而宋代则是按土地面积定额征税的。秋税，是在秋熟后按亩征收粮食；夏税，是以收钱为主，或者折纳绸、绢、绵、布。 按亩征税是征税的基本标准，但是在实际征收时，还有所谓“支移”、“折变”的计算，从而提高了实际征税的税额。 “支移”就是在征收秋税时，要求农民运至指定地点交纳，如果农民不愿随长途运输之劳，就要多交一笔“支移”，也就是“脚力钱”。 “折变”就是在征收夏税时，钱物辗转折变，也提高了实际交税额。
2、官田税 官田招佃农耕种，由政府收取地租，称为“公田之赋”。但官田本身无人交纳秋夏二税，往往又把二税加到佃农头上，加重地租数量，即所谓“重复取税”。 3、身丁税 北宋的身丁税规定，男子20岁为丁，60岁为老。凡是20岁至60岁的男丁，都要交纳身丁税，交钱或交绢，与两税同时交纳。 4、杂变 北宋承袭五代十国的苛捐杂税，以类合并，统称之为“杂变”。其中名目繁多，如农器税、牛革税、蚕盐税、鞋钱等，即所谓“随其所出，变而输之”。杂交也必须随同两税输的。 5、和籴与和买 和籴是官府强制收纳民间粮米；和买是官府强制收购民间布抽。在实行和籴与和买之初，是按土地多少，分别派定强制征购的数量，并付给一引起价款，到后来，则都是“官不给钱而白取之”。 南宋的赋税制度 南宋统治集团以大敌当前为借口，实行苛刻的赋税政策。秋夏田税、身丁税、折变、和籴、和买等，均较北宋定额为高，而且新立的税目和正税附加，也是名目繁多。 1、经总制钱 绍兴五年（1135）总制司使孟庚创立“总制钱”，后来与北宋陈遘所创立的“经制钱”合称为“经总制钱”。其征收办法是：所有民间的钱物交易，每1000文交易额由官府抽取30文。以后增至56文。每年实际可收1000多万贯，有些地方达到秋夏两税（正税）的三倍。 2、月桩钱 所谓“月桩钱”，是南宋时期为佳应军事开支而勒令各州县按月解送的一种赋税。 3、版帐钱 所谓“版帐钱”，是南宋初年，东南各路借口供尖军用而征收的一种税款。 4、附加税 南宋时期，除了正税（秋夏二税）以外，还有以下各项附加税： （1）耗米：官府收税时，每纳米一石，要附加耗米五斗，甚至一石。正耗以外，还有什么“明会耗”、“州用耗”等名目。理宗时，一石秋粮，要加耗一石多。 （2）折帛钱：在帛价上涨时，要农民在夏税纳绢时，按时价折交现钱，称为“折帛钱”。在绢价降低时，折帛钱照收。农民往往被迫以市价的二倍到三倍的价格交纳“折帛钱”。 （3）和预买：南宋时，官府向民间买绢，当时并不给钱，后来索性改为民间只交钱，不交实物。和买绢也名存实亡。官府不偿值，凭空课取，不再有所谓“买”。交纳稍迟，就要鞭打，不再有所谓“和”。
（4）预借：官府经常向民间预借赋税，实际上是提前征收。预借的税目有秋夏两税，免役钱和田宅买卖的契税钱。 （5）课配：实际上是一种摊派。官府任意向民间征收钱物，一般按秋夏两税的多寡来征收，有时秋税米一石，要课配五六石；夏税钱一贯，要课配七八贯。 两宋的几种“均税法” 1、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 北宋神宗时（1068～1085），王安石倡“方田法”。所谓“方田法”，就是清丈，清其契籍，丈其顷亩，使隐昌者无所施技，而有税无田者，可以豁免牵累。其最大的作用就在于以田之肥瘠，定税之上下，使赋税负担合理。所以又称“方田法”为“方田均税法”。据《宋史·本传》记载：“方田方法，以东南西北各千步当四十顷，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划，验地色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均定税数。”又据《宋史·食货志》记载：“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垆，而辨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定肥瘠而定五等，以定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帐，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 方田法提出之后，时行时废，神宗行方田法，哲宗废方田（1086），徽宗又复方田（1104），至宗宁五年（1106）又罢方田。 2、李椿年的“经界法” 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李椿年受命主持经界事宜，先在平江府（江苏吴县）设经界局，开始试行“经界法”。以乡为单位，清丈田地，核实顷亩，厘订田地等级，制定税率，然后按官户、民户分造砧基簿，簿后附有地形图，官府即按此簿征税。“经界”一词来源于《孟子》所说的“仁政必自经界始”一语。所谓“经界法”，就是查实田亩，均平赋税的措施。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十二年，李椿年言经界不正十害，且言平江岁入昔十七万有奇，按籍虽三十万斛，然实人才二十万耳。询之土人，皆欺隐也，望考按核实，自平江始，然后施之天下，则经界正而仁政行矣。”由此可见，经界法的实质是：欲使“田尽登籍，田皆出税”而已。据《通考》记载：至绍兴十七年（1147）“两浙经界已登者四十县”。绍兴十九年（1149），虽说经界法有成，但李椿年却于同年因触犯权贵的利益而被罢官。 3、朱熹的“经界法” 自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罢经界法后，至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而有经界制度之复治，又四年而至光宗绍熙二年（1191），又所谓措置经界之举，而竭力为之者，朱熹也。朱熹知漳州，常病经界不行之害，会朝论欲行泉汀漳州三州经界……有旨先行漳州经界。朱子所以竭力推行经界之法者，其留意之点，无非在“版籍之所以不正，田税之所以不均”，故推行“图保”以定籍，随田定产比均税。朱子所为当为一般地主所不喜。朱子已认识到此点：“盖此法之行，贫民下户虽所深喜，而豪民滑吏皆所不喜。喜之者，多单独困若无能之人，故虽有诚奶而不能以言自达；不乐者，皆财力辨智有余之人，故其所怀虽实私意，而善为说辞以惑众听。甚者以资贼为辞，恐胁上下，务以必济其私，而贤士大夫之喜安静、恶纷扰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风沮怯，例为不可行之说，以助其势。”
赋税制度演变的主要趋势：
① 封建统治者对农民人身控制的松弛，收税标准从以人丁为主向以土地为主转变，这一转变以唐朝两税法为重要标志。
②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赋税由实物为主逐步向货币为主转变，这一转变以明朝的一条鞭法为标志。
③ 赋税征收种类由繁杂向简单转变，如两税法、一条鞭法、地丁银制都是把各种杂税合并起来，统一征收。
④ 征税时间由不定时逐渐发展为基本定时。 如两税法。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总体特点是：征收的标准由人丁向田亩、资产过渡；征收的方式由实物地租转向货币地租；征收的名目由多种成分转向单一货币；征收时间由不定时发展为定时；农民服役由必须服役发展为可以代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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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以前的赋税制度
夏商周时期，实行贡赋制，这是赋税制的雏形。
春秋时期，鲁国实行“初税亩”，是我国征收土地税的开始.
秦朝时期赋税沉重，农民要把收获物的三分之二交给政府.由于赋税繁重，导致秦短命而亡。
2、编户齐民(汉)：
编户齐民:国家把农民编为户籍，作为征收赋税徭役的根据。农民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农民的负担有四项：田租（土地税）、算赋和口赋（人头税）、徭役、兵役。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轻徭薄赋，但汉朝田租轻而人头税重。汉高祖实行十五税一，文帝时实行三十税一，东汉光武帝把田租恢复到三十税一。汉代的编户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完整的赋税徭役制度正式形成。
3、租调制(北魏)：
实行与均田制配套的租调制，实行与均田制配套的租调制，受田农民，每年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租粟，调（户税）帛或麻，还必须服徭役和兵役。
4、租庸调制与两税法(唐)：
唐前期沿用租调制并发展为租庸调制，“租”是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纳定量的谷物；“调”是交纳定量的绢或布；“庸”是指副徭役的期限内，不去服役的也可以纳绢或布代役，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
以上赋税制度的共同点是以人丁为主要的收税标准，不同点是唐朝开始有了纳绢代役。
唐中叶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瓦解，租庸调制无法继续实行。780年唐政府改行宰相杨炎提出“两税法”：按照财产和土地的多少征收户税和地税，户税按户等以钱定税，地税按田征粮。一年分夏秋两季征收。
这次变化的基本精神从标准上看是改税丁为税产，从征收内容看是货币和实物都有，符合当时土地集中和贫富变化的社会现实，是地主土地所有制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它奠定了唐朝后期至明朝中期赋税制度的基础。
5、方田均税法和募役法(宋)：
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实行方田均税法和募役法。
6、一条鞭法(明)：
为保证政府财政收入1581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规定把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合并，折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田亩多少收税。这种方式减轻了无地或少地农民的负担，简化赋税名目和征收手续，对豪强漏税有一定作用。它适应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减轻了。虽然由于大地主的反对，不久就停止实行，但改用银两收税的办法却保留下来。
7、摊丁入亩(清)：
清朝承袭明制，以“田赋”和“丁役”合称地丁银作为封建国家的主要税收。为解决赋役混乱和负担不均，雍正帝时实行“摊丁入亩”，即把丁税平均摊入田亩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
这一制度的实行，部分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它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头税，封建国家对劳动人民的人身控制松弛了，杜绝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隐瞒人口的现象，也促进了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劳动者有了较大的人身自由，又有利于手工业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赋税规则的简化，有利于政府征收，保证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
8、小结：中国古代赋税制度演变的特点
从秦到清，我国赋税制度的沿革规律大体上可以归纳为：
征收标准从以人丁为主，逐渐演变为以田亩为主（以两税法为变化的标志）；
征收的物品由实物地租为主演变为以货币地租为主（以一条鞭法为标志）；
征收时间由不定时逐渐演变为基本定时（以两税法为标志）；
农民由必须服徭役逐渐发展为纳绢代役（以“庸”为标志）；
税种由繁杂多项逐渐演变为简化单一（以一条鞭法为标志）。
上述演变体现了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自然经济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统治者无法抗拒商品经济的发展等）
夏商周时期，实行贡赋制，这是赋税制的雏形。
春秋时期，鲁国实行“初税亩”，是我国征收土地税的开始.
秦朝时期赋税沉重，农民要把收获物的三分之二交给政府.由于赋税繁重，导致秦短命而亡。
2、编户齐民(汉)：
编户齐民:国家把农民编为户籍，作为征收赋税徭役的根据。农民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农民的负担有四项：田租（土地税）、算赋和口赋（人头税）、徭役、兵役。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轻徭薄赋，但汉朝田租轻而人头税重。汉高祖实行十五税一，文帝时实行三十税一，东汉光武帝把田租恢复到三十税一。汉代的编户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完整的赋税徭役制度正式形成。
3、租调制(北魏)：
实行与均田制配套的租调制，实行与均田制配套的租调制，受田农民，每年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租粟，调（户税）帛或麻，还必须服徭役和兵役。
4、租庸调制与两税法(唐)：
唐前期沿用租调制并发展为租庸调制，“租”是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纳定量的谷物；“调”是交纳定量的绢或布；“庸”是指副徭役的期限内，不去服役的也可以纳绢或布代役，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
以上赋税制度的共同点是以人丁为主要的收税标准，不同点是唐朝开始有了纳绢代役。
唐中叶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瓦解，租庸调制无法继续实行。780年唐政府改行宰相杨炎提出“两税法”：按照财产和土地的多少征收户税和地税，户税按户等以钱定税，地税按田征粮。一年分夏秋两季征收。
这次变化的基本精神从标准上看是改税丁为税产，从征收内容看是货币和实物都有，符合当时土地集中和贫富变化的社会现实，是地主土地所有制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它奠定了唐朝后期至明朝中期赋税制度的基础。
5、方田均税法和募役法(宋)：
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实行方田均税法和募役法。
6、一条鞭法(明)：
为保证政府财政收入1581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规定把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合并，折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田亩多少收税。这种方式减轻了无地或少地农民的负担，简化赋税名目和征收手续，对豪强漏税有一定作用。它适应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减轻了。虽然由于大地主的反对，不久就停止实行，但改用银两收税的办法却保留下来。
7、摊丁入亩(清)：
清朝承袭明制，以“田赋”和“丁役”合称地丁银作为封建国家的主要税收。为解决赋役混乱和负担不均，雍正帝时实行“摊丁入亩”，即把丁税平均摊入田亩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
这一制度的实行，部分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它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头税，封建国家对劳动人民的人身控制松弛了，杜绝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隐瞒人口的现象，也促进了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劳动者有了较大的人身自由，又有利于手工业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赋税规则的简化，有利于政府征收，保证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
8、小结：中国古代赋税制度演变的特点
从秦到清，我国赋税制度的沿革规律大体上可以归纳为：
征收标准从以人丁为主，逐渐演变为以田亩为主（以两税法为变化的标志）；
征收的物品由实物地租为主演变为以货币地租为主（以一条鞭法为标志）；
征收时间由不定时逐渐演变为基本定时（以两税法为标志）；
农民由必须服徭役逐渐发展为纳绢代役（以“庸”为标志）；
税种由繁杂多项逐渐演变为简化单一（以一条鞭法为标志）。
上述演变体现了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自然经济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统治者无法抗拒商品经济的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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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秋末年：齐国管仲“相地而衰征”，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我国土地税的开始。
①含义：“相地而衰征”，是指根据土地多少和好坏征收赋税。“初税亩”指无论公私田，按实有亩数收税
②实质：承认土地私有制
③影响：标志着井田制的瓦解，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向封建生产关系转变
2、汉朝：编户制度
①含义：政府把农民编入户籍（称为编户），实行按编户征收租赋和征收徭役、兵役的制度。当时农民的负担有：田租（土地税）、人头税、更赋、徭役、兵役等
②特点：田租轻而人头税重
③影响：a、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轻徭薄赋，迅速恢复发展了社会生产。
b、编户齐民赋税沉重，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
3、隋唐：租庸调制
①原因：a吸取隋亡教训b、唐初政局混乱，经济衰败，财政困难,减轻人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成为当务之急。
②目的：缓和阶级矛盾，保证封建剥削，巩固封建统治
③指导思想：轻徭薄赋
④内容：a、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缴纳一定的谷物，叫做“租”。b、缴纳定量的绢和布，叫做“调。c、不去服役，可用纳绢或布代役，叫做“庸”
⑤作用：a、保证农时，赋役负担相对较轻，许多荒地开垦出来。b、政府的赋税收入有了保证，府兵制巩固，国家富强起来
4、唐中后期两税法
①原因：a、土地买卖和兼并之风盛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无法推行，国家财政收入减少。b、为解决财政困难，实行两税法。
②实行：780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
③内容：a、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田亩交纳地税，取消租庸调和一切杂税、杂役。b、一年分夏季和秋季两次纳税
④作用： a、税制得到统一，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国家的财政税收。b、改变了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役制度，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c、扩大了税源，增加了财政收入，相对减轻了农民负担。 d、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进步
⑤局限：a、土地兼并不再受限制，越来越严重。b、大地主隐瞒财产，把赋税转嫁到农民身上，政府征收额外杂税，农民负担沉重。c、不可能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挽救唐朝的统治危机
⑥地位：两税法是我国古代赋税制度史上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征税标准由以人丁为主逐渐过渡到以土地财产多少为主，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和进步，奠定了唐后期到明代中叶赋税制度的基础。
5、北宋：募役法和方田均税法
①募役法：政府向应服役而不愿服役的人户，收取免役钱，雇人服役 作用：减轻了农民的差役负担，保证了生产时间
②方田均税法内容：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土地多少、好坏收取赋税 作用：使官僚地主无法逃避赋税，增加了国家的田赋收入
③实质：是纳钱代役和按亩征税
6、明后期：张居正一条鞭法（1581年）
①背景：a、明朝中期，农民赋税负担过重，阶级矛盾尖锐，国家财政困难；b、旧的赋税制度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②目的：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政府收入，挽救统治危机
③内容：a、赋役合并，征收银两。b、役银入亩，丁亩分担。
④意义：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a、纳银代役—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b、赋役征银——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
7、清：摊丁入亩，征收地丁银
①措施：a、1712年，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b、雍正帝推行“摊丁入亩”，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
②影响：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隐蔽人口的现象减少，对我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理解：这一制度的实行，部分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它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头税，封建国家对劳动人民的人身控制松弛了，杜绝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隐瞒人口的现象，也促进了人口出生率的提高，有利于我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劳动者有了较大的人身自由，又有利于手工业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赋税规则的简化，有利于政府征收，保证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
①含义：“相地而衰征”，是指根据土地多少和好坏征收赋税。“初税亩”指无论公私田，按实有亩数收税
②实质：承认土地私有制
③影响：标志着井田制的瓦解，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向封建生产关系转变
2、汉朝：编户制度
①含义：政府把农民编入户籍（称为编户），实行按编户征收租赋和征收徭役、兵役的制度。当时农民的负担有：田租（土地税）、人头税、更赋、徭役、兵役等
②特点：田租轻而人头税重
③影响：a、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轻徭薄赋，迅速恢复发展了社会生产。
b、编户齐民赋税沉重，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
3、隋唐：租庸调制
①原因：a吸取隋亡教训b、唐初政局混乱，经济衰败，财政困难,减轻人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成为当务之急。
②目的：缓和阶级矛盾，保证封建剥削，巩固封建统治
③指导思想：轻徭薄赋
④内容：a、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缴纳一定的谷物，叫做“租”。b、缴纳定量的绢和布，叫做“调。c、不去服役，可用纳绢或布代役，叫做“庸”
⑤作用：a、保证农时，赋役负担相对较轻，许多荒地开垦出来。b、政府的赋税收入有了保证，府兵制巩固，国家富强起来
4、唐中后期两税法
①原因：a、土地买卖和兼并之风盛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无法推行，国家财政收入减少。b、为解决财政困难，实行两税法。
②实行：780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
③内容：a、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田亩交纳地税，取消租庸调和一切杂税、杂役。b、一年分夏季和秋季两次纳税
④作用： a、税制得到统一，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国家的财政税收。b、改变了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役制度，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c、扩大了税源，增加了财政收入，相对减轻了农民负担。 d、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进步
⑤局限：a、土地兼并不再受限制，越来越严重。b、大地主隐瞒财产，把赋税转嫁到农民身上，政府征收额外杂税，农民负担沉重。c、不可能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挽救唐朝的统治危机
⑥地位：两税法是我国古代赋税制度史上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征税标准由以人丁为主逐渐过渡到以土地财产多少为主，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和进步，奠定了唐后期到明代中叶赋税制度的基础。
5、北宋：募役法和方田均税法
①募役法：政府向应服役而不愿服役的人户，收取免役钱，雇人服役 作用：减轻了农民的差役负担，保证了生产时间
②方田均税法内容：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土地多少、好坏收取赋税 作用：使官僚地主无法逃避赋税，增加了国家的田赋收入
③实质：是纳钱代役和按亩征税
6、明后期：张居正一条鞭法（1581年）
①背景：a、明朝中期，农民赋税负担过重，阶级矛盾尖锐，国家财政困难；b、旧的赋税制度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②目的：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政府收入，挽救统治危机
③内容：a、赋役合并，征收银两。b、役银入亩，丁亩分担。
④意义：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a、纳银代役—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b、赋役征银——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
7、清：摊丁入亩，征收地丁银
①措施：a、1712年，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b、雍正帝推行“摊丁入亩”，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
②影响：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隐蔽人口的现象减少，对我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理解：这一制度的实行，部分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它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头税，封建国家对劳动人民的人身控制松弛了，杜绝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隐瞒人口的现象，也促进了人口出生率的提高，有利于我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劳动者有了较大的人身自由，又有利于手工业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赋税规则的简化，有利于政府征收，保证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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