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臣为什么有人自称“奴才”，有人自称“臣？
满清政权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在臣子的称号上也有着区别于其他朝代之处。一般而言，清代臣下在旗者自称“奴才”，汉大臣称“臣”。
称呼奴才，起初本是满洲属人制度的一个旧俗（即属人对本旗旗主要称奴才，对公主皇帝可称臣），最初这个制度没有延伸到不在旗籍的汉臣（汉军旗不是汉臣）。
“奴才”和“臣”两种自称开始属约定成俗，后来则由皇帝明令进行规定。
整个清代臣下自称的基本情况是：
清早期：称呼较随意，尤其是汉臣，甚至还有自称呼“我”的。旗人中主要是对本主称呼“aha（奴才）”。“奴才”，满语为Aha（阿哈）。
顺治康熙时期：逐渐形成汉官称臣，旗官（包括满洲旗、蒙古旗、汉军旗）称奴才惯例。
雍正时期：打破惯例，满汉臣一律称臣，满臣中依然存在称奴才的折子，以请安折子和内务府折子居多。
乾隆时期：正式确定并形成制度——满文臣公事称臣私事称奴才，汉文臣公私奏事一概称臣。武臣无论满汉无论公私，一概自称奴才。
宣统末年一律称臣。
满清在入关各旗的贵族属奴隶主，家里蓄有奴隶，称为“包衣阿哈”，即“家养奴隶”。满清入关后很多家养奴隶随主子在战争中立功成为显贵，但无论如何贵显，在自己的本主面前还得自称“奴才”。
入关后的顺治、康熙年间，各种规章制度逐渐建立，虽没有明文规定，但基本是汉官称臣，旗官（包括满洲旗、蒙古旗、汉军旗）称奴才。
但有些汉族武将也自称“奴才”。有的满人则是在朝廷上称“臣”，非正式场合则称“奴才”，同样在文书之中也遵循同样的规则，正式的奏事公文则称“臣”，请安折子等非正式折子则称“奴才”。
到了雍正皇帝即位后，善于改革的雍正帝为了标榜满汉统一，营造一种新的君臣关系，在雍正元年八月十六日发了一道上谕，明令臣下统一称“臣”：“凡奏章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着一?⑹樾闯甲帧薄?/p>
但仍有少数满臣在非正式文本中自称“奴才”。为了强调，他甚至亲自亲自修改汉军镶黄旗出身大臣高其位自称奴才的折子（见文首图）。
“奴才”、“臣”的称呼到了乾隆年间才正式形成制度。
乾隆年间，乾隆帝又恢复了顺治、康熙年间满汉臣子各自称谓的惯例，并发上谕将惯例确定成制度。
乾隆二十三年谕：“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着嗣后颁行公事摺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摺奏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据此，则只分公私，不分文武也。
即“满臣公事称臣，私事称奴才，而汉臣则公事私事都要称臣”。但武将则不分满汉无论公私，一概要自称奴才。
如果汉臣自称“奴才”，皇帝会斥责其冒称之罪，而满臣如果私事不称“奴才”则是忘本，也会被斥责。
乾隆三十八年，大臣天保、马人龙共上一道奏折，天保是满人，马人龙是汉人，两人联合署名，因为天保在前，所以写作“奴才天保、马人龙”。
乾隆看到后下旨道：“今天保、马人龙之摺如此，朕所不取。若不即为指示，恐此后转相效尤，而无知之徒，或因为献媚，不可不防其渐。嗣后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着一体称臣，以昭画一。”
乾隆的言外之意是：为免汉人因邀宠自称奴才，所以今后满汉上奏，宁可全署名为‘臣’。这便是所谓的：不欲汉人之称奴才，而以满人迁就汉人也。故满人称奴才，有时可以称臣；汉人称臣，无时可以称奴才。
所以，有时候称奴才也要有资格。
所谓“满汉一体”和多数口号一样，凡是“口号”一般都不是真的。
宣统二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所谓的新政，下旨宣布“满汉一体称臣”，但很快清政府灭亡，君将不君，臣自然也不臣。
“奴才”是指待奉主人的仆人。奴才一词在春秋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对下人的一种称谓。。
明朝时期，太监称为“厂臣”、“内臣”，大臣统统自称为“臣”，并无奴才称谓。
清朝前期，仍沿用明时的称谓。然清朝皇帝也为了方便统制，大肆禁锢民众思想，强迫汉族及其他民族改俗易服，开始只有皇宫内的太监、侍女便自称奴才。但到雍正时期，这些风气开始蔓延，一些家臣也开始自称“奴才”，一是自我贬低讨好主人，二是外人和主人觉得自个比别人对主人更忠诚，而关系也比一般人更加亲密！朝中的王公大臣在面对皇帝及皇帝的妃嫔时也开始统统自称奴才，以显示自己对皇帝及妃嫔的无限忠诚。至此，奴才便成了王公大臣及下人的邀宠的专用名词
清朝的奴才这个词其实是建州女真奴隶制社会的遗存，奴隶家臣对家主是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可以说是家主的个人财产，而且这身份世袭罔替，老子是人家的奴才，儿子生下来就是人家的奴才，辈辈相传，也就是所谓的包衣奴才。到了清朝后期就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同殿为臣，二品官是三品官的奴才，虽然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在这里大官见了小官仍然要点头作揖。当然说到底，所有满人都是皇帝的奴才。
而这个时候汉臣就很纠结，依制没有入八旗的汉臣是不能自称为奴才的，他们自称臣。却无比羡慕哪些能自称奴才跟皇上套近乎的满人。也就是这样中国进入了一个当奴才而不可得的年代。
清代称奴才的多是满臣，大多数人包括当时的记事者就将其归因于“满洲旧俗”，例如雍正帝即位之初，就下令禁八旗大臣奏事称奴才。而记事者认为依照往例，八旗臣工每奏对皆自称奴才，是相沿己久的习惯。乾隆二十三年也下谕军机大臣等，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
而清史学家祁美琴教授则认为，“臣”的称谓在皇太极时期才形成定制，“奴才”一词伸展到表示君臣关系的层面，最早是在康熙时期。并且从与康熙关系密切的满族近侍、爱臣中开始使用。因为奴才的表述相较于臣太过低贱，刚直的雍正就曾以其“甚不合体，禁止之”。
到了乾隆时期，即便是旗人出身，称臣、称奴才也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可混淆，如：乾隆六年实录中，张广泗奏请其子张极暂留任所，折中表述为“张广泗俯准臣长子奴才张极暂留任所”。乾隆则认为，“张广泗系汉军，请将伊子随任，原为一己之私，折内应写奴才，乃自写臣，伊子写奴才，殊属不合，可寄信训饬之”。在这种私事的情况下，应当用奴才的称谓。而在奏请公事时，则应称臣。
而有一种情况是满汉大臣联名会奏，臣和奴才的称谓则会出现在同一奏折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则要求臣和奴才的称谓全文统一即可，求其表述通达，不必过于死板，并表示两种称谓不表示特殊的亲疏关系。而即便如此，乾隆仍在汉臣单独奏请时反对其称奴才，其中还是可以看出乾隆区分满汉的微妙心思。
随着中国逐步走向近代，皇帝的统治权威有所下降，一些满洲的臣工在奏折中也逐渐乱了章法，如光绪二十八年，江苏巡抚恩寿在其多次上奏时，屡次称臣，内廷认为这种行为“殊属不合”，并传旨申饬。
清朝统治逐渐危机，统治者也为了融合满汉，宣统二年，时任海军部大臣的宗室人员载洵等人奏请“永革奴才称谓”，最后清廷正式谕告满汉臣工“嗣后内外满汉文武诸臣陈奏事件，著一律称臣，以昭画一而示大同。”奴才的称谓终于在制度层面废除了。制度虽然废除，但直至清亡，仍有满臣习惯以“奴才”自称者，可真是甘心做定奴才了。
从字面意思看，似乎“臣”要高雅一点，“奴才”要下贱一点，汉人自称“臣”那是普通打工的，满人自称“奴才”和奴隶社会的奴隶差不多。如果你这样想，说明你三观很正。确实是这样的。
满清统治者故意区别“臣”和奴才，那就是要故意恶心人。本来，做“臣”要比做“奴才”高雅的多，高尚的多，我做“臣”是为天下老百姓打工，而不是仅仅为你一个人做下三滥的奴才，但是，皇帝就是要利用汉人官员贪图荣华富贵的弱点，让你乖乖的放弃人格，让你想做下三滥的奴才而又没有资格，在这种复杂的心态中丧失做人的尊严。假设海瑞出生在清朝做官，他一定会骄傲的自称为“臣”，对做“奴才”不屑一顾。只有那些利欲熏心的，一心追求荣华富贵的人，才会为想做“奴才”而不可得而黯然神伤。
之所以，做“奴才”比做“臣”要被“高看一眼”，是因为“奴才”是满人的专用。满清入关之前，很多满人是后金贵族的家奴。人人是奴隶而自得，人人争当奴隶而骄傲，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高雅”，但是在一个人格扭曲的封建独裁社会，人格尊严算个屁？正人君子的人格尊严，哪里比得上小人的吃香喝辣？做了贵族的家奴，意味着从关系上来说，比“臣”要更加近一层。连奴才都做不到，这怎么不让那些一心攀附权贵的人心生悲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