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王安石,苏轼，司马光,三人,之间,的关系

Answer 1

北宋是中国文化和政治发展的一个高峰，和NBA的96、03一代一样，群星闪烁，名臣济济。代表人物有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程颢等等。而其中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三人可谓明星中的MVP，司马光有《资治通鉴》传世，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东坡更是以其在文学和艺术各个领域中的卓越成就，成为两宋文明的骄傲、标志和象征。
宋神宗评价司马光：古之君子，要么有学问没文采，要么有文采没学问。爱卿却兼而有之。这个评价放王安石、苏东坡身上也都没问题，而且还可以多加两条，能力过人、道德楷模。
这三人居然同朝为官，彼此熟识，风流人物齐聚，何其幸哉。但三人却政见相左，特别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势同水火，不能坐而论道，又何其可惜。
王安石和司马光是朋友，两人入朝为官前，都已经是名满天下的人物。宋神宗即位三个月就重用两人，头天王安石任命为江宁知府，第二天司马光就任命为翰林学士。
后来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相实行变法，围绕变法出现了巨大分歧，发展为新旧党争。司马光、苏东坡等人反对变法，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王安石则与宋神宗一拍即合，大红大紫。

得势时王安石对他俩极尽排挤之能事，甚至视司马光为害群之马，苏东坡为乱政之人。神宗曾起对苏东坡兄弟的看法，王安石的回答便是：那两个人啊，不过会些诡辩术，善于摇唇鼓舌、纵横捭阖罢了。
神宗想重用司马光，王安石坚决反对，他说：司马光外托直言抗上之名，内怀收买人心之实，发表的都是害政言论，结交的都是乱政小人。陛下委他以重任，岂不是为持不同政见者树了一面大红旗吗？神宗只好作罢。
司马光确实当面反对王安石，屡屡为弹劾王安石的大臣求情，因政见不同，多次请求外放，并最终获得允许。
但作为老朋友，司马光很关心王安石。王安石重用改革派干将吕惠卿，司马光觉得此人人品有问题，就写信给王安石：执政不可以不留意君子与小人之别。忠信之士在你得势之时，也许看起来面目可憎，将来却会伸出援手。相反，谄媚之人虽然现在能让你逞一时之快，但只要你倒霉，他们必定卖友求荣。
可惜此时王安石听不进意见，他客客气气地给司马光写了回信，只字不提吕惠卿，只是说既然你我道不同，那就不相与谋。
但结果却被司马光言中，吕惠卿与王安石最后分道扬镳，反目成仇，并在王安石罢相后落井下石。

王安石罢相后，他的改革派人马继续当政。苏东坡写了几首发牢骚的诗，结果被改革派诬以谋反，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幸得神宗皇帝对他没有杀心，将他流放外地。
王安石此时已是屡受打击，一次苏东坡路过金陵来看望王安石。听说苏东坡来了，王安石十分高兴，穿着便服骑着毛驴前往码头见他。东坡也不戴帽子出船迎接，笑着说：苏东坡今天胆敢以野人的模样参见大丞相！
王安石笑着说：繁文缛节岂为我辈所设？东坡说：苏东坡也有自知之明，相公门下用我不着。王安石也没接话，只是请他同游蒋山。这一游就是好几天，两人谈古论今，说诗参禅。事后，王安石叹息着对其他人说：不知还得几百年才会再有如此人物！
这是大实话。王安石、司马光亦如此。

宋神宗去世后，当政的太皇太后便启用司马光为相，全面反对王安石的改革。凡是王安石立的新法，不论好坏，统统废止；凡是王安石革除的规矩，不论利弊，又通通恢复。
苏东坡虽然站在司马光阵营，但他更客观一些。苏东坡认为新法有利有弊，应予以甄别。何况政策要有延续性，就算要改也不能急刹车。
这话很是在理，司马光却在政事堂发起脾气来。苏东坡便说：当年韩琦做宰相，阁下做谏官，争得面红耳赤也不管不顾。难道现在自己大权在握，就不许苏东坡知无不言了吗？司马光马上笑着道歉，但依然不改。
元祐元年（1086）四月初六，王安石病逝江宁。当朝宰相司马光重病在床不能上朝，便写信给副宰相吕公著说：介甫道德和文章都有过人之处，只是性格有点问题。如今仙逝，朝廷又在拨乱反正，那些无耻之徒必定趁机诋毁。因此，拜托仁兄奏请天子对介甫优加厚礼，以彰节义，以正世风。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接受了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苏东坡则利用执笔起草制书之便，给他的这位老对手兼老朋友以极高的评价：
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有如此朋友和政敌，王安石可含笑于九泉。（火山君）

Answer 2

关于这个问题，研究已经多时，在此不加详述，尽简介耳。
三人生于同一时代，斯为中国文坛之大幸！然，又是中国政治之大不幸！
三个人几乎都被推倒政治的波尖，所以，个人的功名进取、治国平天下心理，必定是相互排斥，不能达成一致！人之自私性于此可见一斑。况且，政治的解决办法，恰恰是多方面的，不过各执一端耳！
三人同为欧阳修所提携，为范仲淹和曾巩赞赏。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真正反目在王安石拜相之后。王安石推行新法，不料，过去的朋友之司马光，一反常态，变成激烈的反对派和保守派。从此可见，朋友之间的裂痕，往往不是发达者的张扬，而是不发达者的不平。王安石对待司马光，也还算是客气，遣送到翰林院，让他编订史书了。
如果王安石变法能够成功，中国将呈现另外一局面。
待到王安石变法失败，司马光拜相，于是尽废新法。
两人之间矛盾可谓不可调和矣！
在两人之间的苏轼，显得更加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变法者已经有王安石，保守者已经有司马光，而苏轼的天才不再王安石之下，更是远远超乎司马光之上。于是苏轼的行动就有些可笑而可惜，王安石时代他守旧，到了司马光时代，应该是司马光的朋友了吧？可是苏大学士又皱着眉头说话了：我觉得新法也挺好的！
于是无论王安石时代还是司马光时代，苏轼被贬来贬去，周游了半个南中国，也留下来不朽的作品。
往事忘矣，斯人远矣！
没有天才的中国是悲哀的，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天才的中国，同样可悲。

Answer 3

著名的专家们读历史，有人就能够考证出李师师送给宋徽宗的香巾尺寸相当于现代的几厘米，野史公也喜欢读历史，却不过是觉得很多故事有趣，就和看一本幻想小说时没什么两样，用来消遣无聊的时光而已，近日又发现了两个有趣的故事，说给大家听听。

第一个是：萧规曹随

这是个有些不合时宜的故事，所以虽载之史册，却流传不广，野史公也是头一次看到，说的是西汉开国功臣曹参跟随刘邦起兵，身经百战，屡建战功，刘邦称帝后，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曹参功居第二，封平阳侯，仅次于萧何。萧何死后，因曹参德高望重，继任丞相。

曹参上任丞相后，顺应民心，仍然遵照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治理国家，要求丞相府的官员对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法令，全部照章执行，不得随意改动；对萧何时所任用的官员，一个也不加以变动，原有官员依然各司其职。曹参对他们按职权范围该处理的事情，从不加以干预。因此在朝廷丞相变动的关键时刻，没有引起任何波动，朝中君臣和原来一样的相安无事，朝政也和原来似地井然有序。

时光似流水，日子一天天过去，可是，曹参既没有设计出“胡服骑射”的变法蓝图，也没有提出和匈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外交新思路，这使本来对他寄予厚望的汉惠帝迷惑不解，惠帝心想，就连一般的官员就职后也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搞制度创新，比如什么招商引资末尾淘汰制啦、GDP指标一票否决制啦，再比如对有损大汉繁荣形象的在京乞丐施行许可证管理，对从事娱乐行业的人员进行职业道德鉴定评级，对在马路上抢包的行为实行严打等等，而曹参身为丞相，只考虑工作的连续性，对于大到京城规划、皇宫建设，小到居民拆迁、街道改造，不仅没有推倒重来的魄力和水平，连一点小小的改变也没有，惠帝有点沉不住气了。

于是这一天，曹参被找来谈话，惠帝说：“你有什么想法，请照直说吧！”曹参想了一下回答说：“请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谁更贤明英武呢？”

读到这里，野史公便暗自揣测，以为郁闷已久的惠帝大概会这样发泄其满腹牢骚曰：

先帝的功绩在于早年打天下之时，他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第一个就是擅自向爱好和平的匈奴开战，导致匈奴关闭了与我们进行自由贸易的大门，失去了对匈奴开放和进行技术交流的有利时机，使得我们现在还常常受到匈奴人的骚扰，坐不上世界老大的位子。

第二条，先帝在治国和经济建设方面是外行，你看人家匈奴逐水草而居，人民享有迁徙自由，他们放牧牛羊，不仅天天吃肉，还穿真皮大衣，先帝却组织人民耕田织布，致使我国民众多以五谷为主食，就连朕也没有几套真皮衣服，只好穿些绫罗绸缎，先帝不肯学习匈奴游牧的先进生产经验，坚持落后的农耕生产方式，进一步拉大了我们与匈奴的差距，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发展机会，现在匈奴不顾我们曾在3000多年前已经养殖牛羊的事实，把我国排斥在他们搞的“世界游牧组织”之外，使我们不能充分学习先进的游牧生产方式，很难与国际惯例接轨。

第三条是先帝不懂得依法治国，他废除了那么多秦朝制定的法律，代之以简单得没法再简单的“约法三章”，其实秦朝的灭亡并不是因为苛刑峻法，恰恰相反，正是秦朝制定的法律还不够多，还不够完善，假如当初赵高丞相再多制定一部《反戍卒聚会法》和一部《野生竹子保护条例》的话，那么陈生与吴厂岂敢闹事？就算他们敢闹事，也不敢去砍伐受法律保护的竹子，不砍竹子就没有武器，想闹事也不会成功，秦朝岂会灭亡？先帝如此缺乏法律观念，虽然打了天下，也不过是钻了民众法制意识淡薄的空子。依我的意见，先帝的功过也就是四六开吧。

想到这里，野史公收回翩然思绪，继续往下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时惠帝竟然是这样说的：“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提并论呢？”，接下去，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德才跟萧何相国相比，谁强呢？”汉惠帝笑着说：“我看你好像是不如萧相国。”

曹参接过惠帝的话说：“陛下说得非常正确。既然您的贤能不如先帝，我的德才又比不上萧相国，那么先帝与萧相国在统一天下以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明确而又完备的法令，在执行中又都是卓有成效的，难道我们还能制定出超过他们的法令规章来吗？”接着他又诚恳地对惠帝说：“现在陛下和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应该遵照先帝遗愿，谨慎从事，恪守职责。对已经制定并执行过的法令规章，就更不应该乱加改动，而只能是遵照执行。我现在这样照章办事不是很好吗？”汉惠帝听了曹参的解释后说：“我明白了，你不必再说了！”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变法运动被消弭于几句简单的问答之中，汉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兴旺、人民生活日渐提高。曹参逝世后，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称颂他说：“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心欢喜。”史称“萧规曹随”，传为历史佳话。

随后经过与“萧规曹随”一脉相承的“文景之治”，就到了汉武大帝当政，凭借雄厚的国力与民心，南抚百粤北击匈奴，扬我中华之天威，成就了千古伟业，从此边夷之地在我华夏文明照耀下脱离蒙昧走向繁荣，匈奴人被击退后向西攻入欧洲，为西方文明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人类文明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个是故事是王安石变法

变法是个非常时髦的话题，王安石变法更是几乎人人皆知其大概，这里就不多重复，简单的说几个可能不大被人们所注意的小问题。

其一，当时王安石的变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那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是哪些人呢？

按理说，王安石要变法，变法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谁反对谁就是保守派，就是思想僵化，他的脑袋就是榆木疙瘩做的，那么，先说反对派领袖司马光，然而，一提到司马光，野史公就不由得想起他小时候砸缸救伙伴的故事，难道榆木疙瘩做的脑袋能产生出砸缸救人的机智来？也许是他小时候思想开放，长大了就糊涂了，但他又是怎么写出那一大摞著作来的呢？就算司马光是个别现象吧，再看看还有谁反对变法，这并不困难，查一下宋徽宗用瘦金体写的《元佑党籍碑》，文彦博、苏轼、苏辙、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秦观等共309人赫然在反对变法的奸党之列，哎，看到文彦博的名字，野史公又不由得想起他树洞取球的故事，难道以他的聪敏也理解不了变法的伟大历史意义吗？何况文彦博不是也曾和司马光等朝中重臣一样，把王安石作为贤能之士极力向皇上举荐吗？下一个名字是苏轼，听说他是个只会高唱“大江东去”的粗人，这倒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不懂得变法的必要性了，除了这些人以外，最让野史公不解的是就连王安石自己的亲弟弟都坚决站在反对变法的那些人一边，哎，真是的，变法咋就这么难呢？

上面说的这些都是一些官僚精英之类，那么当时百姓的观点如何呢？史载当时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方，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野史公不禁又长叹一声，老百姓咋就这么不懂事呢？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来的容易吗？
其二，拥护王安石变法的是些什么人？

这个问题挺麻烦，据说变法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理应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谁拥护变法谁就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可是当野史公找到大力推动变法者的名单时，却感到疑惑了，他们的名字多见于《宋史》的奸臣传和佞臣传里，如吕惠卿、章敦、蔡京等等。

尤其是那个蔡京，名列导致北宋亡国的高俅、童贯等“六大奸贼”之首位，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在满朝保守派大臣的反对中，王安石被任为宰相实行变法，次年，蔡京方应试得中进士，然而由于他属于变法派，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重用，短短数年，即由地方官升迁至朝中大臣。1086年，王安石去世，蔡京继续宣传和王安石新法，宋徽宗即位后，起用蔡京，任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这一时期，成了王安石及其新法最受尊崇的时代，而蔡京则以王安石的继承者自命，“有说熙丰不好者，尽罪之。”在蔡京的倡议下，王安石绘像于显谟阁，追封舒王，他本人及其儿子均配享孔子庙，至于其后代则男性赐官职、女性封孺人。徽宗、蔡京重用新党、打击旧党，在政治上将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309人斥为“元佑奸党”，对新法稍有微辞的范柔中等542 人被定为“元符上书邪等人”。这两种人的姓名均被列入所谓《元佑党籍碑》，碑文由徽宗亲笔书写并刻石文德殿门，先在都城开封、后颁令郡县皆刻石，大肆迫害不同政见者，凡名列此碑者，尚在世者贬谪南荒，并致使其中多人死于非命，已死者追贬官职，他们不得在同一州郡居住，皇族不得同他们的子孙和近亲通婚，这些事实都说明蔡京对王安石新法的拥护程度是非同一般的。

其三，说了反对和拥护王安石变法的两类人，那么不能不说说王安石本人。

首先，王安石本人品质极高，生活俭朴，刚直不阿，尽管他提拔的多为不端小人，比如，史载王安石以“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而著称，“性简率，不事修饰家养，衣食粗恶，一无所择”。而同属变法派的蔡京则以“享用侈靡”而闻名，他“喜食鹑”，“一羹数百命，下箸犹未足”，喜食蟹黄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他喜焚香熏衣，居室之中“满室如雾”，“衣冠芬馥”，宅第之中，姬妾成群，其“名园甲第亚于宫禁”。

其次，王安石变法的动机是好的，“其本心欲救民”，绝不是为了让北宋亡国，尽管最终北宋确是亡在了变法派手中。

再次，世人只知其变法之初的轰轰烈烈，又有多少人关心那善后的团团乱麻？当王安石位居宰辅之时，为了变法，极力排斥当初举荐他的司马光、文彦博等重臣，并依靠吕、章、蔡等一班幸进小人，将神宗团团包围使他再也听不到其他人的劝谏，当朝中出现一片反对之声时，王安石提出“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口号，拒绝一切不同意见，急功近利，冒冒失失的干起来再说，章、蔡借此加官晋级，以成其私，以变法为锲机爬上权力之巅，最后终于酿成难以收拾的残局。

王安石晚年隐居金陵之际也曾自我反思，据说曾为自己昔年之事悔恨不已，假如当年他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认真听一下别人的不同意见，也许事情就不会弄得这样糟。

还有，王安石有一个基本上为大家所公认的不足之处，就是对子女的过分溺爱，处处维护，简直可说是包庇——由此也可略见宋朝“衙内”为害之广。

下面再谈谈新法的内容，王安石变法之精髓就是将国家财政商业化，而蔡京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思想上确有继承关系，如“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是蔡京的主要治国思想之一，他“当国，费侈无度”这一治国思想“原自荆公”(即王安石)，由于这样一个价值导向，造成了“上下交征利”的局面，详读王安石五花八门的变法条例，其目的和愿望都出于强国富民，但不知为何到了下面的基层，执行实施起来就时时劳民伤财，说明施行方法以及内容是存在缺陷的，元丰之后，很多宋人笔记都涉及到王安石变法，但非议者多而赞同者少，且王安石有用人不当之过，一群见风使舵之徒趁机投机，而王安石悉数使用，使得他们把持重权，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只计眼前得失，无人虑及长远，朝廷之祸近矣。

当时还发生过一个有名的《流民图》事件，据宋人笔记记载，变法至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遭遇大旱，一个被王安石提拔的看守城门的小吏郑侠，在熙宁七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郑侠同时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而且郑侠还赌咒发誓，说如果废除新法之后十日之内不下雨，请将臣斩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这一事件让神宗大为震惊，据说他观图后一夜不眠，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声泪俱下，皇帝终于动心，毕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个月，难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于是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八项新法，诏下三日之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种说法也未免太有戏剧性，姑妄听之，但王安石变法的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民间的声音因为《流民图》事件而上达天听也是事实，传说词人晏几道还因曾赠诗与郑而受到连累，这还是王安石在位时，由他亲自领导实施的变法尚且如此，到了昏庸无能的徽宗任用蔡京推行新法就更加不堪了。

尽管蔡京向以正人君子自居，还曾题诗讥刺唐太宗时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是窝囊废，他广结党羽，贪赃枉法，大量卖官鬻爵，冗赘官员日益泛滥，至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时官员数量“较之元佑已多十倍”，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蔡京对原有制度肆意大改特改，如抛弃外戚不任军相、宦官不典机密、宰执应避亲嫌等不少旧规，改出了北宋历史上的若干“第一”，如韩忠彦、郑居中乃至蔡京系第一批外戚宰相，蔡京与蔡卞（蔡京的弟弟，王安石的女婿）系第一对兄弟宰执，蔡京与蔡攸系第一对父子宰执，并开创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然而所有这些“第一”，都意味着朝政极度腐败。

正如朱熹所说：“蔡氏以‘绍述’（王安石）二字箝天下士大夫之口”，改钱制及茶、盐等法，以变法之名，行盘剥之实，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无所不用其极，以满足其穷侈极欲的豪华消费，蔡京为了粉饰太平，也曾实施过一些似乎利民便民的慈善之举，诸如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之类，然而往往口惠而实不至，他们推行新法的重点在于理财，至于其效果，当时人评论：“祖宗法惠民”，“崇观法惠奸”，所谓“惠奸”，就是当时“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甚至“近岁所增税钱，悉归应奉司。”这批钱物除供徽宗挥霍外，又被“六贼”大量侵吞，所谓六贼，即是六名特大贪官。他们“假享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官贪吏虐，劣绅横行，蔡京们所推行的“新”法只不过是盘剥民众的幌子而已。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向逆来顺受的北宋民众，终于忍无可忍，在地方的上奏报告中提到揭干而起的方月昔起义军“陵暴州县”，“唯搜求官吏”，可见百姓对贪官之痛恨，徽宗在罪己诏里也对此供认不讳：“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乃转而为盗。”

然而，这一切随着“靖康之变”，俱成过眼云烟，金国8万铁骑攻陷了汴梁，上千万民众死于战乱，上千万民众流离失所，而北宋也灭亡了。

看完这两个故事，野史公不由地用当下最流行、最时尚的个性化、外向型、开拓型、创新型思维，打破常规模式产生了一个奇想：

若汉初之时有王安石者出，曹参为政必被讥之为墨守陈规、坚持错误路线而彻底否定，曹参其人必被称之为头脑僵化、思想不解放的庸才而勒令辞职，拥护曹参意见的官员必被冠以阻碍国家革新的萧何余党而统统罢黜，在信奉庸者下、能者上的当朝伯乐慧眼赏识之下，章敦、蔡京等狂悖贪虐之流成了被破格提拔的能人，标新立异、胆大妄为之徒挤挤于朝堂之上，汹汹于民众之前，以打破常理之魄力，施跳跃式思维之奇谋，每天三个新花样，样样都是把钱抢，敢想好人不敢想的事，敢做坏人不敢做的事，醉生梦死称太平，灯红酒绿号盛世，开拓出一个民穷国疲而官富的大好局面，创新出一个奖贪扬恶而抑善的优良风气，果如此，则到汉武大帝之时将何以成就千秋伟业？按照变法家们的计算，宋时经济之繁荣，其GDP已占到当时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二，(尽管民不聊生逼上梁山者甚众)，金人仍然势如破竹攻入宋之都城汴梁，把那两个混球皇帝抓走囚死于异乡，而汉初时的匈奴拥有万里草原，兵强马悍，远非宋时之金国可比，如果曹参被一个口惠而实不至的变法家所取代，那么汉武帝恐怕也只好派个美貌宫女出塞和亲了。幸亏这仅仅是如果，幸亏曹参深明大义不畏谗言，坚持了大汉朝开国之初既已确定的英明方针和战略，为汉武大帝施展雄韬伟略奠定了真实的基础，实在是国家民族之幸事。

噫！察汉、宋之兴亡，观曹、王之用事，野史公曰：空谈误国，南辕北辙、错认方向的实干也误国，昧着良心、不仁不义、寡廉鲜耻的实干更误国。

Answer 4

王安石和司马光是至交好友。两个人都是作风良好的谦谦君子。他们同是大宋的相公，都想让大宋变得强大。不过方法不同。王安石讲究开源，司马光用的是节流！
在变法上，二人的政见不同，最后导致关系破裂，势同水火！
苏轼开始的时候也是变法的支持者。到了他回家丁忧的时候，看见变法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就开始法对编发了。

三人都是文坛领袖。同属儒学大师！

Answer 5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司马关字君实，号迂夫。同是北宋中后期文学加，唐宋八大家之三。王安石生于一个贫寒的地主家庭，但少时好读书，22岁中进士。宋仁宗嘉佑三年，上“万言书”主张改革政治，未被采纳。神宗即位后，熙宁三年升任宰相，由于朝廷顽固势力的阻扰，变法失败。这期间，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有些不同，略有矛盾，苏轼受“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创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两篇《赤壁赋》等传世名作。熙宁七年，王安石被罢相。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再次罢相。王安石罢相后司马关升任丞相，废尽新法。王安石忧愤中去世，谥号“文”，世称王文公。